提要：我由衷赞同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本次陆家嘴论坛上的发言：上海想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归根结底要靠制度变革。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变革的方向很明确，也很简单，就是货币和市场的双重开放。

上周末举行的“2009陆家嘴论坛”可谓适逢其时。不久前，国务院刚刚批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和航运“双中心”。所以，虽然今年陆家嘴论坛的主题早早地被确定为“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但论坛的真正主题毫无疑问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看到，国务院管理金融事务的整个班底齐聚陆家嘴。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都表达了对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全力支持态度，“一行三会”的一把手也均将此作为自己演讲的重要内容。“国际金融中心”这个词，就像这段时间上海的气温一样热烈。

上海有志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无论从历史背景、现实条件和未来前景来看，上海也确实有圆这个美梦的基础。

其实，中国已经拥有两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香港在许多年以前就已是无庸置疑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北京则是中国金融的“行政中心”，不仅中国所有的金融政策全部出自北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也都在北京。这就使得上海这个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身份变得有点模糊不清。

合理的答案应该是这样的：尽管将要建设的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但它必须是“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是说，这将是一个以人民币为基础结算货币的金融中心。香港的特殊政治身份使其“国际”有余而“中国”不足，这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阻碍香港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在另一方面，北京虽然掌握了中国金融的政策话语权，但它却不具有成为一个金融中心所必需的足够大的开放的市场。香港和北京各自恰好缺少对方所拥有的优势。

如此看来，一个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当包含两方面的必要条件：它首先是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市场，其次还是一个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显然，目前的上海离这两条标准都还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仅从金融市场的容量而论，有中央的政策支持、依托于规模巨大且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之上的上海是不难成为“中心”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东亚已经有了东京、香港、新加坡三个金融中心，但全世界仍然不敢看低上海的根本原因。

不夸张地说，拥有13亿人口（比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加起来还要多）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足够大的“世界”。但说到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这可就不是上海能够掌控的了。况且，在很大程度上，后者正是前者的原因——只有5000多万人口的英国自身的经济总量相当有限，但伦敦却是全球数一数二的金融中心，深厚的历史积淀使它始终站在金融规则制定者之列。

这里所说的金融游戏规则，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金融政策，它实际上是领全球潮流风气之先的金融创新的逻辑结果。在很多地方和很多时候，国家的金融政策不仅不能增强、反而还会极大地抑制一个市场的规则制定能力。

自从本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爆发以来，国内有一种十分错误的论调甚嚣尘上。它认为，中国金融业之所以能够避免遭到危机的直接冲击、损失相对有限，正是由于中国采取了正确的金融政策，换言之亦即中国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不能自由竞争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决策。试想一下，假如做父母的始终把自己的孩子抱在手里，喂他吃喂他喝，不跨出空调屋子一步……这个孩子当然不会跌交，也不容易生病，哪怕是在来势汹汹的甲型H1N1流感面前。不过，这么做的代价是这个孩子永远也长不大，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成年人，更何谈成为一个出色的一流人才！说得极端一点，这就是中国金融业的现状。

因此，我由衷赞同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本次陆家嘴论坛上的发言：上海想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归根结底要靠制度变革。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变革的方向很明确，也很简单，就是货币和市场的双重开放。当然，考虑到金融对国民经济的极端重要性和中国金融行业整体上的极端脆弱性，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注定不能贸然行事的。但金融市场本身的开放竞争呢？可以说，没有它，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健康强壮的金融机体。反之，没有一个充满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人民币就永远不会获得在资本项目下开放的底气。

中国金融行业的基本逻辑，可以作一个十分简洁的概括：多年来国家一直将金融市场视为国有经济融资脱困的工具，而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开平台。立足于这一基本逻辑，国家对金融行业采取强有力的行政垄断，以期确保绝大部分优质金融资源始终流向国有企业。

不过，这种政策导向由于排除了“竞争”这一市场经济中根本性的手段，不仅没有可能达到预期目的，还对国有企业和金融行业造成了双重扭曲——一方面，国有企业因为能够以比真实价格低得多的成本源源不断地获得金融“输血”，其经营管理水平不可能取得国家原来期望的真正提高；另一方面，金融企业本身由于既受到频繁的政府指令干预、又得到行政垄断保护，它们经常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自身经营管理不善、铺张奢靡浪费等等造成的成本算到所谓“政策性负担”的帐上。其最终结果，不仅是国有企业与金融行业（自身也是国有企业）的双重低效率，还在一定程度上使金融市场沦为少数垄断利益集团攫取社会财富的便利通道。

在一个限制重重的市场里，创新何以可能？就像一个空调房间里靠父母喂养大的孩子怎么可能成长为思想活跃、才能卓著的人才！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金融海啸爆发以来另一个在国内十分有市场的错误论调。它认为，正是华尔街不受监管的过度创新导致了这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所以中国决不能搞这种创新。必须搞清楚的一点是，监管与管制虽只有一字之差，但两者却存在着本质区别：监管的目的是为了使市场有一个良好的秩序，它是在交易的过程中进行的，而管制的着力点则是在交易之前。或者更简单地说，监管是为了让买卖尽量做到童叟无欺，管制是不准交易或只允许少数人做少数特许买卖。假如所谓的监管把市场管到了不再有活跃的交易，那它自身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与中国的金融改革视为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以上海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国家能够逐步建立起一个开放竞争的金融体制，国内外的优质金融资源会自然而然地向上海集结。由此我认为，上海完全没有必要将金融中心建设的希望寄托于四大国有银行总部搬迁来沪或在沪设立第二总部之类的简单想法上。这个昔日远东第一大都市真正应该努力的方向，是把自己变成中国金融改革的一块试验田。

20多年前广东搞特区的时候，邓小平没有命令一家当时的国有“骨干”企业从东北搬迁到深圳、珠海去。如今，当珠三角成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名副其实的“核心车间”之时，东北那些大企业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