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任总理支持，敬佩吴仪

2001年1月，史美伦到任两个月前，吴敬琏严厉抨击中国股市中的做庄、炒作、操纵股价现象。

当时，内地大部分上市公司存在着信息披露、做假账或其他问题，上市公司质量不佳，是证券市场最大的风险所在。因其丰富的证券监管经验和铁腕之风，史美伦的到任被寄予厚望。

在其任内，证监会所颁布的相关法令，超过之前历史上任一时期。“执法执法再执法”，是史氏监管的“标志性”词汇。

但是，在中国证券监管层内部，“执法执法再执法”并没有形成一致。与此相对的政策取向是发展，限制新的企业上市，以保证股指不跌。

记：你当时遇到的阻力大吗？

史：骂我的声音很厉害。但不能因为机制不完善发展不到位，就可以不执法，或者说对法治的观念可以淡薄一点。因为不执法对守法的人不公平，大家为什么要守法，我守法又没什么好处，这样就没有规矩了，市场就乱了，要给人知道犯法是有代价的、划不来，这些概念要有。更重要的是执法，规范市场与发展市场没有抵触。

记：但股指确实下来了，高层领导有没有批评过你？

史：没有。他们都很支持我。后来家宝总理也找我谈过话，他也很支持我的工作，当时也是他希望我再留下来，我就留了下来。

记：你当时确实非常引人注目。

史：我不是出来竞选，我的责任是做好我分内的工作。就是因为我是从境外聘来的，所以吸引了更多注意力，当时要是换了别的人，不是从境外聘的，他可能也会受到指责，这个位置比较特殊。

记：这倒有个说法，说你是铁娘子，在大陆有两个人被称为铁娘子，一个是吴仪，另一个是刘丽英。你是第三个。你知道什么叫铁娘子吗？

史：知道。就是做事比较果断而且不怕得罪人，在外国也一样。很多人问我，你感觉这个称呼是好是坏，我说我做了这么多年事，别人爱怎么称呼我就怎么称呼我，我无所谓。我总是说，让我的工作由历史来评价。可能做得好可能做得不好，这个我问心无愧，我尽力了。我当时在香港证监会十年，也有批评，也有很多事，香港地方小更像放大镜一样了。

记：你和另外两个“铁娘子”接触过吗？刘丽英是中纪委原副书记

史：挺好，我现在是香港廉政公署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可以和中纪委交流。吴仪副总理与我也有接触过，我非常敬佩她，她是我的模范。铁娘子是做该做的事，不怕得罪人，其实男的也有这样做事的，只不过没人叫铁汉子，好像那是理所当然的。

“铁娘子”的“是是非非”

在大陆三年半期间，史美伦更多地是和“改革”相连，她的任命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任内，她提出了完善大陆的保荐人制度、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等等，在很多人看来，这些都是舶来品，未必适合中国国情。

在史美伦大陆任职前后，中国证券监管层引进大量“海归”。除史美伦和高西庆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外，其他大多担任部门副主任或者规划委员会委员。

2001年的股市暴跌，一些人将矛头指向“海归派”，梁定邦和史美伦首当其冲。

“不顾国情引进一些所谓的先进方式，或者是将管理权交由一些并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来管理，中国还会走很多弯路。”内地一位经济学爱好者在证监会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一个讨论会上说。

身处监管前线的史美伦也清楚自己面临的责难。其中，她在APEC会议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出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被解读为“不懂中国国情”。

史：当时有人误解了我的概念。在APEC会上，我说有些事是有普世价值标准，你说中国大陆的股民就不应该受到公开、公平、公正的待遇？你说三公是国际惯例，我们引进就不对？我感觉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不论你是新兴市场成熟市场，所有的股民应受到的最基本的保护是一样的。有的人说我不懂中国国情，把这些都引进来。我也不想因为这一点跟他们辩论，他们的出发点是引进了外面的概念就是对中国不好，但是事实是引进外面的价值观念或者经验不等于对内地不利。

记：你说过，做事不懂国情是你的最大特点，你所指的国情是什么？

史：所有不能解释的事。我在内地，有些事情他们不能解释，就说内地就是这样。反正我也笑了，我说的不懂国情就是这个意思。我一向感觉自己是比较professional的，是专业的，自己是来做事的，是希望在金融市场的改革里面出点力气，能做多少做多少，我自己感觉不是求升官也不怕得罪人。

记：当时总理怎么跟你讲的？

史：这些我不想公开讲，不过我自己就说，我是无求的，总理说无求就可以大胆做。

记：你在任时有人来求过情吗？

史：有人来说，这是谁谁谁，我说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刚到证监会的时候别人说不能怎样做，我总问一个很傻的问题：这样做有什么后果，他们都答不上来，就说反正不能这样做，也没人这样做。结果我还是做了，也没见什么后果。

记：那时候股市被当作为国企解困的工具。

史：有人这样讲，我没有这个感觉。对我来讲，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用意和我的工作无关，我就是监管市场，把这个市场弄得比较健康规范，让所有参与者享有同等权利。股市在中国存在的大目的是什么，那不是我的工作范围，而且我不会因为它是国企，因为它有重大的任务，就对它手下留情，当时没有这个感觉。

记：你怎么看待对海归派的批评？现在还有很多“海归”在关键岗位任职。

史：可能我还不太一样，我本来就是境外的。我感觉当时有些人是心存嫉妒，有些人会想你明明是境内的，为什么去外面转了一圈回来就很风光。这种状况很矛盾，我碰到的所有人都想出去学习念书，但是一旦出去回来了以后，其他的人就指责他是海归派。

对海归派的指责很不公平并很分化，我感觉很可怕，有“文革”之风。你应该看个人，不应该说所有海归派提出来的都不对，所有土生土长的提出来的都对，反过来也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对事不对人。

和内地监管层次联系密切

2004年9月13日，史美伦因为健康问题辞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三年半的内地监管之旅划上句号。

无独有偶，14日、15日，沪指大涨。

记：你觉得你离开大陆时，所做的工作有没有受到公允评价？

史：我总是说一句，很多事情要由历史来看，现在看时间还不够。要以后再看，那段时间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我感觉，股指下来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大的打击，包括很多中小投资者。当然了，批评我的人不一定是中小投资者。

记：你给大陆的证券市场留下什么？

史：我讲的比较多的“三公”(公开、公平、公正)，因为那是原则性的问题。当然，“三公”的基础是做事的透明度。

记：你当时力推的保荐人考试制度，现在都得到怎样的反馈？

史：保荐人考试、保荐人制度，这些都是我当时推出来的，我感觉一点点地，对整个体制有一些影响。股改的时候把新发停下来，我倒是有些担心。我觉得没必要停下来，可以边做边开，节奏慢一点。我在位的时候，很多公司需要排队上市，发行积压了很多。现在听说很快，保荐人制度改了以后，保荐人自己会选了，五六年以前，咱们中国内地的保荐人根本不是什么保荐人，什么事都堆到证监会来，费用收了但不干他们该干的事。保荐人制度改了之后，马上对他们有切身的影响。你推一个不好的出了问题，要扣分，会影响你以后能推的数目，有了后果。当时第一个反应，很多保荐人都把部分已在排队的企业撤回，然后再报新的较优秀的一批，这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了。

记：独立董事呢？你推的时候有些人认为中国内地没有这个制度的土壤。

史：当时大家有一些不同声音。第一，中国哪里来那么多独立董事？第二，独立董事懂吗？我没说今天我们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明天就立竿见影，企业文化就起来，或者独立董事监督的文化就起来了。可是得等到中国大陆有足够的人数才推吗？我感觉很难说，可以先推先做，慢慢地培养市场的认受性。

现在，史美伦还经常和她的同事们(中国证监会的官员)接触，每年还组织一次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例会。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尚福林。卸任证监会副主席后，史美伦仍任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副主席，主持大部分的组织工作。

每年一度的会上，证券业监管的国际权威专业人士会就中国证监会提交的在实践中遇到的两个问题进行讨论。史美伦告诉记者，2006年会上的论题是券商的风险管理以及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在会前，史美伦负责将问题分配给具体的专家作答，并收集证监会人员对专家答案的回馈，以便在会上能有更充分的讨论。

据她介绍，委员会的委员只有10个，但是每次参会的除了证监会本身的人员，还有沪深两个交易所和地方监管局的人。

“有时候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意见对中国不一定适合，但是让大家听听，外面是怎么做的，有个参考。”有过境内外工作经验的史美伦知道如何将会议开得更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