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顺差的高企，另一边是人民币币值的升高。这两个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水火不相容的情形，正在中国愈演愈烈。

在过去10多个交易日里，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至少已经连续5次创造出新的纪录；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兑换美元已经累计升值超过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外汇管理局的权威官员估计，今年中国贸易顺差将超过1200亿美元，超过去年的1019亿美元。

汇率其实就是货币的价格，当它上升时，人们对该货币以及以它计价的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就会下降，这两种对应于资本和经常账户的变化将使得顺差减少或逆差增加，国际账户恶化。这个道理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人民币升值没有阻挡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盈余的急剧增加，教科书定理并不无条件地成立。截至7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高达9545亿美元。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顺差增加迅猛，是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还不够大。当然，如果人民币币值急剧提升，“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包打天下的情况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是，中国顺差的基本格局不会得以扭转。换句话说，前述悖论会随着人民币更加明显的升值而更加凸显。

考察汇率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的情况并不特殊。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汇率一路下跌，可是没有改变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恶化的态势。另一个更经常被提到的例子是日本。随着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攀升，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并最终以达成日元大幅升值的广场协议的形式暂告段落。经历了数轮升值之后，虽然日美之间的双边贸易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变，但是日元的升值整体上并未缩小日本的贸易顺差，目前日本每年的贸易顺差仍维持在千亿美元以上，外汇储备总额也直到今年2月底才被中国超过。

从这个角度看，西方让中国升值以便缓解其外部失衡并不一定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贸易余额与汇率的关系并不那么像教科书所揭示的紧密相连，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常常被人忽视的细节方面。

首先，细分贸易平衡账户的构成非常重要。一些资本品和金融产业与生产部门对投资品需求的波动紧密相连，对此类贸易的讨论必须与商业周期相结合。对于机电产品，中国这方面的巨额顺差则缘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积累起来的综合比较优势，而考察纺织品贸易就必须要看到中国独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此对应，中国在金融服务和高技术领域的逆差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在所有这些方面，汇率仅仅是决定贸易差额的一个因素，甚至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实际上，主张限制中国鞋类进口的欧洲生产商发现，即便是对中国的鞋子征收较高的关税，也不会有效降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因而只能求助于进口配额即数量上的管制。这同时表明，汇率的提升不会改变类似国际分工的主流格局。

其次，中国巨大的加工贸易使得贸易差额对汇率不敏感。中国近年来加工贸易顺差占总顺差的比重高达90%以上。对于这些提供零部件和中间投入品的产业来说，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以及专业化分工使得企业拥有一定的定价权，较高的沉没成本也要求跨国企业必须在一定幅度内忽视汇率的波动。

此外，贸易中相当大比重是在跨国公司系统系进行的，其内部的转移价格也相对稳定。

与通常的总量视角不同，产业特质和跨国公司的分析表明，单单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不会改变中国顺差、美国逆差的现状。如果生硬地拿书本理论来和现实对照就可能会出乱子。很多时候，理论仅是一个参照系，它的世界是黑白分明的，而现实却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