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距仅仅100多公里的两个大都市都提供极其优惠的政策以吸引金融机构入驻。你会选择哪里当作总部，天津还是北京？特区还是首都？京津两地正在为了争夺更多的金融资源，成为金融中心而各出奇招。

9月5日，中国银监会与天津市政府共同主办外资银行赴天津滨海新区考察团座谈会。滨海特区开发的大概念加上地方优惠政策，以及会上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官员亲自游说，这令到会的外资银行兴奋不已。而在相距天津仅仅百公里之外，北京早就为金融机构开出了类似的优惠券。

但是细观京津两地的优惠政策，对于金融机构“收放”各不相同，这也许是政策导向的最大差别，也将是建设金融中心成效的最大差别。

天津政策先行

9月5日，中国银监会与天津市政府共同主办外资银行赴天津滨海新区考察团座谈会，在会上抛出了不少“重磅炸弹”。以滨海新区试点为契机，天津争夺金融资源、建设金融中心的好戏正在开始。

2006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中央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

依托这一特殊的政策基础，天津市迅速加快了发展金融业的发展步伐。

仅仅3个月之后，9月5日在滨海召开的外资银行赴天津滨海新区考察团座谈会上传出消息，天津已经初步确定了金融改革创新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尽快发起设立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和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在津综合经营、整合金融机构资源、开办离岸金融业务、设立市场交易机构等重大金融业发展政策。

在会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王兆星也宣布了银监会促进滨海新区金融业的四项措施。以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的形式，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在天津布局，并开展本外币金融创新业务。同一个场合，天津市财政局局长杨福刚也高调宣布了“促进‘总部经济’及金融业的优惠政策”。以天津市财政补贴的办法，鼓励金融机构将总部迁入天津，鼓励金融人才进入天津工作。

如此密集而且力度大的优惠政策出台，使得天津成为继深圳、上海和北京之后第四个出台金融优惠政策的大城市，其剑锋直指另外三城，首当其冲的就是百里之外的近邻北京，天津在与北京争夺金融资源，备战金融中心。

两个人的争夺战

京津争夺金融中心，被业内认为是京津两市市长——王岐山和戴相龙的竞争，这两位市长都有着深厚的金融背景。

也许是巧合，王岐山推动北京金融产业发展和戴相龙打造天津金融产业都发生在2003年的时候。

2003年4月，曾任央行副行长、建行行长的王岐山调任北京市担任代市长。此后，北京在与上海和深圳争夺金融中心的行动中逐步取得主动，从2003年的成立市长金融顾问团到西城区出台金融优惠政策，到2004年的国内最高规格国际金融论坛在北京举行，到2005年2月份正式下发《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2006年1月，《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的意见实施细则》的正式出台。几年下来，北京在提升金融影响力、吸引金融机构入驻方面颇见成效，2005年以来，不少金融机构都在把总部迁往北京，而一些几年前走掉的，也正在回归。北京建设金融中心的成效，得到了9月7日访问北京金融街的伦敦金融城市长白乐威先生的认同。

而戴相龙同样是2002年年底，从央行行长变身成为天津市代市长。在戴相龙在天津3年多来，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逐步做大天津的金融产业。 2003年6月，戴相龙亲赴北京，邀李荣融到天津考察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岁末，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被国资委确认为首批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市场。2003年末，花旗银行天津分行开业，戴相龙亲自出席开业庆典。

2004年，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开业，天津成为住房储蓄的试点地区。

2005年9月，总部设于天津的渤海银行获得国务院批准成立，并于12月底正式挂牌成立，成为近10年来第一家新批准成立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2005年11月，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也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复准许通行。

如果没有滨海新区的改革试点，或许天津在推进金融产业发展方面只会低调进行。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作为特区被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并成为金融先行试点地区。借助于这一试点，着力提升整个天津市的金融水平便成为可能。

有业内人士这样评论北京和天津：一个是坐拥历史优势，一个是握有政策支持的后发优势。

收权放权之间

虽然京津都在发展金融产业、打造金融中心，但是两者对于金融机构的思路不同：天津市更多地强调对市属金融机构的整合力度；而北京市国资却在不断撤离市属金融机构。

据本报了解，目前天津市有意利用综合经营的契机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进行整合。其中一种说法就是以泰达控股为核心，整合泰达系现有的金融资源，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实现综合经营。目前泰达控股持有北方信托、渤海银行、渤海证券、长江证券、恒安人寿、天津市商业银行、泰达担保等多家金融公司的股权。如果整合完毕，泰达将成为天津市的金融航母。

有金融机构人士认为，实际上，天津的金融企业和产业都是以天津市政府为主体。例如开发区下属泰达集团长期承担着基础设施等市政项目的建设。而泰达同时又基本上掌握着开发区本土的金融机构。因此难免厚此薄彼。而一位长驻天津的金融机构人士也认为，在开发区如果不和泰达建立联系，很难介入该地方市场。

而北京似乎更相信无为而治。在王岐山担任市长的三年间，北京在不断出台诱人的金融扶持政策吸引金融机构进京的同时，北京市政府开始全面从地方金融机构撤出的举动。2005年以来，北京市国资逐步完成了从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华夏证券、北京证券等主要当地金融机构的股权战略性退出。

2006年以来，北京市仍然没有放慢金融机构战略退出步伐。华夏基金出售给中信证券，而北国投的控股权也将挂牌拍卖。北京市国资委副主任霍学文表示，地方政府退出金融机构，最主要的一个考虑就是化解金融风险。“地方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一旦产生了金融风险地方政府需要支付的成本太大。”

霍学文认为，中央金融企业资产占北京金融业资产的60%，这说明首都金融产业的特点是以中央金融企业和在京的其他金融企业为主，而不是市属金融机构为主，所以为它们服务应是首都金融产业下一步发展的实质性内容。

对于京津两市对待金融机构的不同态度，一位专家分析认为，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希望掌握金融机构，主要目的在于地方金融机构可以为地方提供金融支持。在这种地方政府掌握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的模式下，地方政府期望金融机构提供资金，这些金融机构就很难于市场化。同时，这些金融机构也背靠政府提供的一些基建项目，外部金融机构无法与之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本地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比较低，控制风险能力差，出现了问题又得地方政府埋单，特别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经历过处置广信破产和粤海重组的王岐山，显然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更多地强调对市属金融机构的股权退出，而其他城市则没有这方面的认识和感受。

京津争夺金融中心的较量显然才刚刚开始。而对金融机构是收权模式还是放权模式，也许对于金融中心建设的成效如何将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