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民币升值，难道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缓解目前中国经济的趋热?

在中国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只有人民币升值才可以拯救中国经济，只有人民币升值才可以缓解目前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只有人民币升值才可以帮助央行捉襟见肘的货币政策。而且人民币“每年升3-4%”也不算多。

从坚决摒弃，到半拒半就，然后到现在的投怀送抱，中国这些“主流”的经济学家对人民币升值的经济主张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尤其是最近，随着中国经济的再度趋热，国内经济学家要求将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开始频频在媒体上高涨起来。

不过，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药方未必就非常高明。同样的药方，早在2002年5月1日就出现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随后，日本的财政大臣盐川正十郎、美国前财政部长期诺和现任财长保尔森，以及欧洲国家的一些财长和一些国际大行，其也开出了和这些经济学家并无二致的药方。而现在，中国一些“主流”经学家重复他们的药方虽未必是“鹦鹉学舌”，但也无新意，只是这个药方已经从“西医”转向了“中医”。

值得讽剌的是，中国也确确实实吃了这些药，从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已经升愈３％，但是，“药”到病未除，病情反而加重。本人在上篇专栏指出：外贸顺差不减反增，并且迭创历史新高、“双顺差”推动的流动性过剩不是收敛，而是再度烈火烹油、一度偃旗息鼓的投资过热继续卷土重来、更不用说目前频攀历史新高的外汇储备。

是中国现实不符合这些经济学家的经济模型?还是这些经济学家根本就不了解转轨中国经济的现状?答案不得而知。不过，从根源看，中国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并不是人民币被低估的结果，而是在全球贸易和货币体系开放背景下，中国经济内部储蓄和投资失衡的结果。

很显然，在这种失衡的经济结构下，即使将人民币升值，只要中国仍存在储蓄和投资缺口，顺差仍然会持续，只是到时经济环境不是现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而是替之于通货紧缩压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日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向通缩的。

毋需高深的经济模型，很简单的经济常识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在中国内部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如果外部需求急剧减少，最后是国内的工业产能的过剩，而这种过剩最后就会将中国拖入紧缩的泥坑。1998-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即使外部环境异常恶劣，中国仍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但是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开始步入通货紧缩。

这对于中国绝对是个挑战。对于中国来说，与期选择在通缩中下滑，倒不如选择在通胀中增长。事实证明，中国对付通胀的经验远远强于治理通缩。即使在2004年初，在中国经济“过热”趋势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中国尚能使其强行着陆，何况目前中国只是出现经济趋热的苗头。现在只是还未到中国政府真正重拾“行政大捧”的时候，一旦中国经济过热趋势确立，到时一个个将会头破血流。

而目前，中国也远未到一定要动用汇率工具来解决贸易顺差的时候。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最好的选择是，在目前外部环境较好的情况下，与其汇率升值，倒不如应用升值的成本来推动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尤其是消费拉动而不是投资推动的内需，只要储蓄减少或消费扩大，国际收支自然而然地将趋向平衡，而且是“软着陆”的平衡。

从操作上来看，目前迫在眉睫的是，目前中国各个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应形成合力，来缓解目前的收支顺差，尤其是改变目前“众人抱柴，央行灭火”的格局，如果各方能通力协作，目前的经常项目顺差或许将大大缓解。

相反，在目前全球中央银行处于加息通道时，中国最好慎用升值工具，如果一旦全球经济反转，利率开始下调，中国利率必将亦步亦趋，到时中国又将在“流动性陷阱”和人民币升值面前作出选择，而如果现在将人民币一步到位，到时将无处藏身。

而目前，国际利率环境已经给中国创造了回收流动性的条件。目前美国国债和中国票据存在着较大的利差，从而给中国央行调节流动性还具有很大的可持续性。只是现在中国的选择是：愿意选择短期利率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回收流动性？还是鸡尾酒式地回收流动性？

不过，将人民币升值的建议目前在中国国内还仅存在于一些经济学家的“卡拉ＯＫ”上，至少还没有挂到政府官员的嘴上，而且中国政府也不会，或者不敢将其明确地这样表示。虽然，从目前的外汇市场来看，无论是供求，还是人民币的形成机制，人民币仍没有停止向上的步伐。

不管人民币今后将走向何方，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中国都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成熟经济调节国际收支的经验，特别是在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仍较扭曲、就业压力犹存、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监管不健全的情况下,更不能妄动人民币升值这个汇率工具。否则，现在他们似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许再过几年，最后会发现他们站在“泥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