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浪潮正在袭击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走向开放与合作。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亚太经济研究中心刚刚做出的《全球化及本土指标2006年度报告及政策建议》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17个经济体，开放因素指标比本土因素指标表现更佳，报告建议这些经济体应集中力量改善本土环境。

执笔：李钜威、彭蔼娆、吴志文

中国开放指标排名提前

全球62个经济体样本期内，在开放及本土因素方面表现的成绩排列见右表。在“开放因素指标”及“本土因素指标”排名榜排名最高的十大经济体，主要是北美洲及西欧的发达经济体，能跻身于两个指标最前十名的七个经济体分别是丹麦、芬兰、瑞典、新西兰、瑞士、加拿大及荷兰。

新加坡是“开放因素指标”排名最高十大经济体中唯一的亚洲经济体。然而，两个排名榜的排名存有分歧。比如，爱尔兰及新加坡分别位列“开放因素指标”的首、次名，但在“本土因素指标”却分别位列第15及第14名。美国在“开放因素指标”的名次是第4，但却跌出“本土因素指标”排名最高的十大之外。同样，澳洲、德国及挪威三个经济体位列”本土因素指标”的前十名，但在”开放因素指标”却没有进入前十名。

在名次最高的20个经济体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另一个同时能够打入两个指标的亚洲经济体。日本虽然在“本土因素指标”位列第18名，却在”开放因素指标”跌落到第25名。其它一些经济体在两个指标的名次也出现很大差距，斯洛伐克共和国及中国是最佳例子。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开放因素指标”名列第19位，但在“本土因素指标”却跌至第30位。中国则在“开放因素指标”及”本土因素指标”分别排名第39及49位。一般说来，经济发达的经济体在排名榜的名次最高，像韩国及巴西这些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名次上也比大部分发展稍逊或最低的国家为高。

五年间，多个经济体在两个指标的排名均有改善。就“开放因素指标”而言，名次有所改善而又位列最高十大的经济体计有新加坡、新西兰及丹麦，而斯洛伐克共和国、日本及南非也在排名上得到显著改善。在“本土因素指标”的排名获得改善的情况比较罕见，大多数名次一直维持不变，排名最高十大经济体中只有芬兰及瑞典能够在这项排名上取得改善。

一般而言，排名名次改变多见于“开放因素指标”，“本土因素指标”出现名次改变的情况比较少见，这显示本土改变缓慢。亚太区内共有15个经济体，当中表现最佳的经济体计有新西兰、新加坡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然后是日本、韩国及马来西亚。表现最差的经济体是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及斯里兰卡。

这个期间内，在“开放因素指标”获得改善的经济体，其中包括中国、韩国及新西兰，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印尼在同期内呈恶化现象。

研究显示，中国“开放因素指标”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这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对外资的利用在全球都非常突出。但是，“开放因素指标”不仅仅包含外资利用，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开放因素的相关指标足以确定一个经济体的全球化水平，主要由17个指标构成，其中：

1，经济一体化：由四个独立的贸易及投资部分组成，该贸易及投资部分曾被视为量度全球化的标准变量(Kearney2005)﹕

i) 一个经济体的贸易总流量足以显示对外开放程度及国际性认受﹔

ii) 外国直接投资显示国内因素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的准备程度﹔

iii) 基金组合的流动显示一个经济体在金融结构及制度方面的金融实力及信度；

iv) 投资收入可为投资净利润提供一个替代性估计。

2.产业间贸易﹕贸易总流量属于后贸易统计数字，反映一个经济体在实行各项贸易政策后所获得的结果，但一个经济体在世界贸易的相对优势表现如何，则需看它的“显示性相对优势”。由于贸易不会静止，产业间贸易指标只显示一个经济体在历时上不断变化的相对优势。世界经济体的产业间贸易所考虑的，是一个经济体不断变化的相对优势。

3.产业内贸易﹕从产业内贸易的水平，可窥见通过市场结构及产业模式进行的经济一体化达到什么程度。跨国企业为了削减成本及增强本身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加在全球各地经济体的投资，而从产业内贸易，也可以窥见这些跨国企业的投资结果。拥护全球化的人士认为这些跨国企业的投资已经令“接受投资经济体”的就业及产出机会增加不少，但反对全球化人士则认为这些跨国企业的投资经常导致有关经济体的国内经济出现不受欢迎的两极化局面。

“本土因素指标”表现较差

本土因素对一个经济体的全球化结果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土变量列入机构性建制、教育及医疗，以及就业等三大类别。其中机构性建制主要包括：

法治及政治成熟程度；

居民就发明的专利权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专利，这个因素显示能否切实执行知识产权保护；

贪腐印象指数，由经济分析家向商人进行调查及作出评估后编制的指数。该贪腐印象指数的得分由0至1不等，一个经济体予人的腐败感越高，所得价值会越接近0；

政局的稳定性，这包括执政政府能否让人感觉政局稳定的多个指标；政府效率，这包括公众对政府服务质素、官僚质素、公务员的胜任能力、公务员不受政治压力影响，以及政府落实政策的守信程度等方面所作的响应；

监管质素，显示实行对市场有利的政策(例如﹕价格控制)、实施足够的银行监管，以及就对外贸易及商业发展等领域所制订的其它管制措施﹔

法治，量度执法人员对法治的信心程度及遵守社会规则的程度，包括对发生罪案、司法制度的效度及可预知性，以及执行合约的力度等方面的看法；

对贪污的控制，量度被视为利用政府权力中饱私囊的行为所达到的腐败程度。这项因素以专家们所接受的意向调查及民意调查的变量得分为依据；

商业经营管制得分，量度开设及经营生意的难易程度。对商业经营的管制越多，开设一盘生意的困难越大。这项计分也显示有关管制在执行时是否对所有商业经营一视同仁。

“本土因素指标”出现改变的情况很罕见。若就各经济体在两个指标的排名进行比较，日本及斯里兰卡等经济体应致力改善本身在”开放因素指标”的排名(即它们在”本土因素指标”的名次比它们在”开放因素指标”的名次为高)， 而在“本土因素指标”表现较差的经济体计有中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及菲律宾。

从世界各个区域在这些年来在两个指标的表现，可确定一个经济体在增长及全球化方面的努力更受哪些因素制约。上文各个一览表所展示的证据显示，一些经济体在增长及全球化方面的努力，受本身在本土因素方面的表现所制约。这证实了一项假设“即研究本土因素的表现颇重要，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尤其重要。对外开放固然重要，但一个经济体在“开放因素指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该经济体在本土因素方面的表现。因此，一个经济体能否在全球化争取增长及成功，先决条件是该经济体是否有能力改善本身的本土因素及解决本身的国内问题。若经济体在这两方面取得成功，将有助该经济体在对外开放上取得优势。

中国需多练“内功”

全球化过程涉及对外开放、外部接触及一体化，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闭关锁国，一个经济体所能够做到的，是确定对外开放及与外界接触的程度。各国的秉赋有别，全球经济体所挣得的全球化结果也会有差别是显然不过之事。

另一个问题是，一个经济体如何利用全球化过程去求取利益，也存有差别。这必然地带出经济体在追求对外开放时，所作准备是否足够的问题。外部接触必然会引发国际竞争或比较，而一个经济体的秉赋在这些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全球化结果出现差别，一方面反映了经济体本身的秉赋在国际性比较上处于什么地位，另一方面反映经济体通过各种国内政策，以便参与全球化的时候，它的准备工夫是否做得足够。

全球化过程及一个国家在对外开放上的准备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全球化结果所考虑的，是可量化的外部贸易因素、外国直接投资、个人接触及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以及各种本土政策及因素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本研究在建立“开放因素指标”及”本土因素指标”之时，曾顾及三大主要元素。第一个元素是通常被视为全球化标准量度法的外部因素。第二个元素是以产业间贸易及产业内贸易之间的区分角度来衡量产业市场结构及出口。产业间贸易显示一个经济体的相对优势，产业内贸易则提供产业模式及跨国际投资的形象。这两个元素合称为外部因素。第三个元素在概念上比较创新，即将应可反映个别经济体的政策性表现的各种内部及国内因素纳入“本土因素指标”之内。

“开放因素指标”与“本土因素指标”全面地勾勒出一个经济体在外部表现，以及在全球化及经济增长方面所作的国内承担程度。

62个经济体在两个指标的名次一直相当稳定。在2002年位列全球化程度最高的20大国家以“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发达国为主，这在相当程度上清楚表明全球化排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密切的相互关系。这两个指数又可用作确定哪一个因素对一个经济体在全球化的整体表现有更大制约。

若一个经济体在“开放因素指标”的名次一直落后于它在”本土因素指标”的名次，则外部因素所受制约比本土因素大。反之，若“本土因素指标”的名次持续低于”开放因素指标”的名次，则本土因素所受制约比外部因素为大。当然，所有经济体均需要改善本身在两个指标的表现，但从政策方面来说，经济体一旦确认哪些因素起更大的制约作用，便可以对症下药，设法从政策上着手改善本身的表现。换句话说，内生或外生发展对一个经济体的环球表现起关键作用。对国内政策所作的改善可令本土经济增强，进而成为吸引外国投资者正视的目标。

共有17个经济体(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共和国、乌克兰、奥地利、爱尔兰、荷兰、联合王国、美国、巴西及巴拿马)在“开放因素指标”的名次比它们在”本土因素指标”的名次为高，这表示这些经济体在改善各种本土因素的表现时，应致力加强本身的政策导向。反之，共有15个经济体(日本、新西兰、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突尼斯、埃及、摩洛哥、博茨瓦纳、南非、丹麦、芬兰、德国、挪威、瑞士及智利)在“本土因素指标”的名次比它们在“开放因素指标”的名次高，这一组经济体将可从全球化过程中得益，但这些经济体的政府需致力增强本身的对外开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