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忠 投资、出口、内需有如一家三子。在供过于求的产能过剩压力下,投资在市场内生动力不足和宏观政策紧缩的双重压力下出现持续走低的信号;出口在日渐频繁且不断升级的国际贸易摩擦下存在着严峻的不确定性;内需却在社会分配再分配制度体系和社保福利体系等缺乏配套性支持的状况下,屡激不活,难继厚望。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中,让谁承担重任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对于一个处于发展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只有经济的持续增长才能保障运行的稳定性和平衡协调各种内外矛盾。 当前,政策的发力点和舆论的聚焦点几乎都集中到了如何启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问题上。如何启动内需?去年末笔者一直把视觉集中到提高工资(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水平)和社保福利体系的变革上。如何让企业增加工资支付水平,如何让政府健全社保福利体系?最终的结果还是需要回归到有效的投资增长效率上。理由很简单,有效投资是收入的函数,高效、高回报的投资是企业增加工资支付水平的基础;同时建立健全和完善社保福利体系需要高效、高回报的投资提供税收支持。 收入问题是一个投资有效性问题 对于投资问题,目前中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表面上看,不论是数量上还是投资率,中国都存在投资过剩的问题;投入是产出的函数,过剩的投资将会导致未来的产能过剩,根据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的统计,现今基本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其中2003年以来的瓶颈行业,在经过两年多的投资,有11个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冲击,而且这种过剩已经开始由消费品领域延伸到了中间品和许多生产要素领域。实际上,在投资质量和有效投资率上看,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投资空缺,产业升级、产品结构升级、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升级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投资缺口;由于有效投资率不高,投资浪费尤为突出,扭曲的资源配置或资源的结构性错配问题日益严重,在以银行业为主的金融体系下,这种扭曲的资源配置或资源的结构性错配最直接地反映到了银行的呆坏账上;资源配置的扭曲和错配导致了投资的有效回报率低下,企业为保证股东利润不受影响或少受影响而相对压低其工资支付水平,采取各种合法或违法的措施来逃避税务,影响到了社保福利体系的建立健全和完善。 消费内需的启动有赖于社会分配和再分配体系的合理有效调整和社保福利体系的建立健全;然而,社会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体系的改革和社保福利体系的完善不仅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而且牵涉到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分配,因此调整和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长期工程,是一剂慢药。相反,当前的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则对居民的其他消费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挤出效应,依据是,水电天然气等资源价格在定价市场化的过程中存在补涨的潜在压力,而且属于居民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源,相对于其他居民消费品来说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水电天然气等资源的提价将会提高居民(特别是有消费需求,但缺乏必要的购买力的居民来说)即期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同时对居民的其他消费需求会产生迟延和挤出效应。 从央行最近公布的金融运行数据看,消费内需的启动效果并不明显。2005年全年M1、M2分别同比增长17.57%和11.78%,M0同比增长11.94%。从M1和M2增长的细看,不难发现,居民储蓄存款和企业定期存款增长迅速是两者出现5.59个百分点偏离度位差的主要原因。企业定期存款年末余额是33099.99亿元,同比增长30.41%,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为411050.99亿元,同比增长17.98%, 其中定期储蓄存款增加16257.64亿元,占新增储蓄存款的68.5%,同比增长了8个百分点。 企业和居民存款的定期化趋势对金融市场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一面是,银行负债———存款的定期化趋势,缓解了银行业短存长贷的资产期限结构的风险压力,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总体风险水平,为银行的资产结构和风险结构调整腾挪出了一些空间。忧的一面是企业和居民存款的定期化预示着,经济内生的投资动力不足,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相比过去有所增加,降低了企业的投资偏好;而M1相对M2存在的增长位差,特别是企业存款的定期化迹象,则突出反映了在实体经济中内生着货币过剩和货币稀缺的货币结构性问题,以及经济增加值EVA(主要指经济收益)在不同行业间的挤占性流动。如2005年中石油的利润总额达到了1756亿元,同比增长高达36.3%,而其他行业,特别是与石油资源存在直接的上下游关系的石化等行业却面临着行业性整体亏损问题,反映出在其他行业由于产能过剩的影响,油价上涨的成本难以有效转移,从而使得油价上涨成为了在整个经济链中上游挤占下游利润的利益传输通道;这种挤占性的收益分布反映出来的更深层次问题就是国内经济生态链(主要指上下游产业)存在破坏性竞争和分配格局。产业生态链或经济生态链中,不同层次企业和行业的利益分配矛盾将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和谐环境,容易遭成各种要素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和资源的错配,加剧投资的机会主义倾向,近而影响到经济整体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投资有效性不足对收入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滋生了投资的机会捕捉倾向。资本捕捉机会性投资,资本的投资收益高低更多地处决于投资机会的把握,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仅是提高机会性收益率的一个次级参量,劳动力对资本的收益影响程度远小于机会对资本的收益影响程度。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投资率;然而,不论是从历史数据看,还是从现实状况分析,较高的投资率与较高的银行不良贷款呈现明显的正向关联,而与投资回报率则呈反向关联。因而,实际上资本已经把劳动力挤出了收益分享的主序列;相对于强势的资本,劳动力变成了资本的附庸,难以对资本形成强约束。 二、造成投资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趋向同质化。投资的同质化现象加快了投资收益从利润高地向利润洼地滑坡的速度,不断恶化着居民对收入预期的不稳定性和恐惧性;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稳定和恐惧感强化了居民的储蓄意愿,同时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偏好。这一问题在近几年体现的较为明显,最为突出的表现是钢铁、水泥和电力行业等,这些行业曾经几乎都是本轮经济增长中的瓶颈行业,然而不到两年的发展,这些行业几乎都变身成为了产能过剩的部门,而且许多投资在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上同质化问题较为严重,造成了投资回报的低效和投资浪费,同时对进一步的结构调整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从央行最近给出的数据看,截至2005年12月末,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突破了14万亿元,达到141050.99亿元,一年连闯三个万亿大关,而且根据央行此前的城乡居民问卷调查,居民的储蓄意愿存在不断加强的趋势,刨除居民对教育、养老、住房、医疗等的被动储蓄性准备,居民对预期收入水平的不稳定性和恐惧感是居民储蓄意愿增强的重要原因。 三、有效投资不足延缓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进而降低了人才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基础。有效投资不足存在两大突出的特征,A、投资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资本在某些行业体现出了结构性过剩,而在另一些行业则存在资本结构性稀缺,资金一经投资,就变身为存量资产,吸附了大量的其他要素资源;投资的结构性问题在中国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和错配问题,资源的浪费和错配直接影响到投资的收益率和投资损失,近而影响到收入分配基数。B、导致人力资源需求出现明显的结构化特征,人才流动的低层次化较为突出;即一方面市场提供较多的是低层次、低知识含量的职位,制约了人才向上升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对较高层次、高知识含量职位的不足,高层次人才就低择业和向外资企业流失的问题体现的较为突出。目前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比例较大,投资回报期相比以前延长,反映出经济内生向上动力匮乏的严峻问题。这一问题的严峻性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直接的影响是延缓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从微观层次上理解为,强化了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 收入是消费的函数,而有效投资是收入的函数,因而有效投资是消费的二级函数。因此收入问题和启动内需问题最终是一个有效投资问题。 有效投资:经济增长稳压器 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决策层对200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去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示,2006年GDP增长预期目标为8%,CPI控制在3%。顺延当前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形式,这样的目标似乎显的较为保守,但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这样的目标更显得务实。 当前,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稳定性。内需作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制动力,已经形成了共识,然而启动内需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短时间内难以产生显著成效;贸易在2005年对GDP的贡献显著,200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达到1422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但中国贸易环境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据悉,目前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有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的势头,因此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存在较大变数。从总需求的角度看,要保持总需求的稳定和回升投资这一动力显得尤为关键。 当前的投资增长如何?实际上,从央行等部门的数据看,目前投资呈现出了一定的疲弱走势。从表面看,自2005年6月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出现了反弹,1~6月份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7.1%,1~9月份为27.7%,1~10月份和到11月份分别为27.6%和27.8%。然而,刨除2004年的宏观调控影响,2005年的投资的环比增长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就2005年三季度以来的数据看,8月为18.8%,9月为18.4%,10月为14.5%,11月为13.4%,投资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这种投资呈下降态势是在投资主体的市场化行为不断加强的基础上出现的,反映出了市场对今后的经济环境体现的较为保守。央行最近公布的M1和M2的数据有力地阐释了这一投资趋势,即反映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M1比M2低5.59个百分点,表明市场经营活动活跃度并不太理想,而且这种不太活跃的经营活动并不仅仅是企业缺乏资金的支持,同时也反映出在产能过剩的压力下,市场对今后的经济走势变得悲观起来,中国经济的通缩压力不断凸现。 在产能过剩的买方市场下,2005年银行业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相对于长期贷款幅度较快,则暗示出企业经营风险向金融市场转移的风险在不断凸现,而且随着实体经济经营风险的隐现,随之而来的是实体经济资产风险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从过去中国掺杂了政策性因素的经济周期分析,每一次经济增长高峰期都是银行不良资产高速增长的潜伏期;因此,当前银行的不良资产存在进一步风险释放的可能性。 银行的不良资产进一步释放,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的投资过热问题。逻辑推导下来,板子自然要打到投资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应该是宏观政策的目标趋向,鼓励投资则是与宏观政策相驳,投资成为罪魁祸首。然而,结合实际情况,可能投资错挨了板子;因为遭成这种不良现象的原因是有效投资不足,无效投资过于泛滥。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产品结构、技术创新和技术更新升级,以及公共物品市场领域都存在很大的投资缺口;如在中国市场上,奢侈品市场、高档商品市场几乎被国外品牌独占,而内资企业却深陷于一般消费品市场产能过剩的陷阱之中,无法分享到奢侈品市场、高档商品市场下诱人的市场蛋糕。因而,当前中国经济内生存在着资本过剩和资本稀缺的结构性特征。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因此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个有保有压的结构性调整政策。保持总需求稳定和回升,不论是从短期看,还是长期看,投资都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是当前的投资主体、投资方向、投资理念、投融资市场机制以及投资的激励共容机制等都离实现有效投资的目标存在一定差距;许多投资在实际中并不产生价值,而是在占有、耗损价值,以能调动和支配多少资源为目标;投资的短视行为较为普遍。因此,政府需要通过财政、金融、税收和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投资方向,创建有效投资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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