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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角度来研讨我国经济的发展问题,理应成为科学发展观在金融领域里深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产业政策优先与金融系统发展滞后
如果回眸战后工业化后发国家的金融系统发展,产业政策优先于金融系统发展的选择曾长期存在,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
产业政策优先于金融系统发展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结合,的确在一些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这一政策实行本身意味着金融系统的落后,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隐患。
和产业政策优先于金融系统发展与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结合的国家相比,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国家的境况就显得更差。除了贯彻重工业化战略给金融系统造成的不稳定性隐患外,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差距增大,失业人口剧增等现象也普遍存在,甚至在部分国家还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
当然,在金融系统附属产业政策的选择下,发展中国家在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选择上并非整齐划一,且会随时间而改变。比较典型的是采取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相结合的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本国产业的控制。实际上,在20世纪50-70年代,认识到外来直接投资重要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不多。
金融系统滞后于经济发展是十分危险的。这一状况不但会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不能从容面对金融全球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这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根本所在。
公共金融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困扰
发展中国家产生的金融危机和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即金融中介利用他人的资金进行了风险性较大的投资,形成了泡沫经济；一旦泡沫破灭,金融危机就接踵而至。有效的金融监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
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公共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所谓公共金融基础设施包括良好的信用文化和有效执行金融契约的法律环境。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相对比较容易,但模仿其制度相对较为困难。特别是那些长期推行产业政策优先于金融系统发展的国家更是如此。原因在于产业政策的推行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企业获得较多的金融资源,使金融中介成为非金融企业的附属物,由于金融中介受到政府隐性或显性的担保,非金融企业对金融中介仅负有限责任,金融中介的破产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这种行为的内在逻辑不仅成为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而且也会增加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 非金融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与控股金融中介的情况基本类似。企业微观治理存在的缺陷以及由此形成的"劣势有效",不但使社会对公共金融基础设施的需求萎缩,而且还成为阻碍其有效供给的重要因素,使金融系统的发展仍然因循原来的路径。金融系统中存在问题的消除只能等待金融危机的出现提供契机。当然这种转换形式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当高的。
中国的金融发展战略
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金融改革启动的时间相对较晚。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系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仍然没有摆脱金融系统发展从属于产业政策思维的羁绊,公共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中国金融系统目前的发展现状已经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目前金融系统发展状况是被动适应国内外各种压力的结果,缺乏明确的发展战略。
放弃金融系统发展服务于产业政策的思维模式,将金融资源配置置于比较优势基础之上,或者说放弃将金融系统作为工业化的政策工具来使用,这是实现金融系统发展转型战略的基本要求。金融系统发展路径的改变要求将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公司化改造。和其它曾经实行金融机构国有化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国有金融机构公司化改造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难以为银行寻找一个替代政府的支配性股东。如果金融系统不摆脱政府的控制,企业融资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级政府政策的影响。逐步培养出替代政府的控股股东,使政府逐渐退出金融领域。尽管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还是值得一试。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从战略高度认识国内金融资源的配置问题,将国内金融资源配置于和外来直接投资互补的产业领域。我们可以通过金融监管来影响企业的产业分布,利用政府的协调职能来影响企业的技术选择；必要时政府也可以用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这样做既不违背市场游戏规则,也可以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达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目标。
我们应该发挥金融制度的后发优势,学习发达国家发展金融系统所积累的经验,以较小的转换成本实现金融系统发展的转型,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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