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陆家嘴正吸引着全球金融界人士的目光。

　　5月9日，众多国内外金融大腕云集于此，参加由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陆家嘴论坛”。5月7日，该论坛组委会表示，今后论坛将每年举办一次。

　　而为此次论坛确定主基调的是5月8日的一次闭门会议。是日，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国际咨询委员会(下称国际咨询委)会议召开。作为该小组组长的上海市长韩正与咨询委成员共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议题。

　　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说，此次闭门会议是该委员会自去年8月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国际咨询委的主要职责是，就上海怎样更好地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从国际经验的角度提出一些咨询意见。

　　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力度由此可见一斑，而不久前北京也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金融中心的话题再次成为南北关注的焦点。

　　“特别关注两个问题”

　　方星海表示，包括国际上知名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知名的专家学者，还有一些在外国金融监管部门做过领导的主要人士，以及包括摩根士丹利CEO约翰·麦克等在内的11名人士将出席此次会议。

　　据论坛合作媒体于5月8日披露，国际咨询委的首批11名委员分别是：沃尔芬森公司董事长、花旗集团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总裁约翰·麦克，日本东京三菱日联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畔柳信雄，伦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克劳拉·菲思，美林集团副董事长、纽约美联储前总裁麦克唐纳，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汇丰银行亚太区董事局副主席、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史美伦，花旗集团国际银行业务主席、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高盛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布兰可芬，瑞士银行首席执行官马塞尔·罗内尔，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

　　5月8日闭门会议共设有五大议题——深化上海金融市场建设、提升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间的融合度、将上海建设成为资产管理中心、上海在东亚金融行业中的位置和上海的商务成本问题。

　　据韩正表示，除了上述五个议题，“上海还特别关注两个问题”。

　　首先是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吸引金融人才？“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上海与许多国际金融中心差距最明显的地方。”韩正表示，金融人才特别是高端金融人才的匮乏，是制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瓶颈。

　　谈到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韩正表示，从国际经验看，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无一不是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融合共同推动的结果。尽管上海在营造环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是存在很多不足。

　　“今后上海在提供服务、解决难题、营造环境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改进、聚焦和突破的政策体系？期待着各位委员用国际眼光带给我们有益的启迪。”韩正说。

　　京沪比较优势之辩

　　当上海正在倾听国际智慧之时，北京市也首度阐明了“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规划。

　　5月7日下午5点，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北京市金融服务工作领导办公室主任霍学文专门就北京市委、市政府近日正式发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召开媒体座谈会。霍学文表示：“我觉得北京能不能建金融中心、要不要建设金融中心，这些都不应该成为疑问；应该疑问的是北京发展金融产业过程中，到底可以从哪些方面努力，还有哪些地方有改进的空间。”

　　就北京到底要不要建金融中心，可不可以建金融中心的问题，霍学文向媒体提供了几组数据。截至2007年底，北京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7700.3亿元，占全国的9.4%；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9861.5亿元，占全国的7.2%。2007年北京证券市场各类证券成交额97978.7亿元，其中股票成交额77487.8亿元、债券成交额2060.1亿元、基金成交额1535亿元。北京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资金清算中心，人民银行资金清算系统人民币清算占全国的38%，外汇清算占全国的50%。2007年，共有48家法人金融机构在京新注册或新迁入京(其中，银行类金融机构7家，证券类金融机构4家，保险类金融机构37家)。而截至2007年底，在京注册的各类金融机构共751家，其中法人金融机构430家；各类营业性金融机构4224家。“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北京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霍学文说。

　　相对而言，上海也在过往的金融中心建设中形成了自己的比较优势。

　　韩正在闭门会议上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已经基本确立了作为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为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打下了良好基础。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金融市场体系日益完善、金融机构数量逐步集聚、金融改革创新不断加快、金融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一直跟踪研究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相关问题。

　　5月8日，潘英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成绩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金融市场框架体系；从最早的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市场和以外汇交易中心、同业拆借为代表的货币市场，以及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在等待股指期货的正式登场。

　　其次，“金融对外开放的成效明显。”潘英丽表示，从外资金融机构在本币存贷款市场上的份额占比来看，上海也远远领先于北京。

　　潘英丽给出一组数据：2006年末上海市外资金融机构在该市本地存款中的市场份额占比达到5.8%，贷款的市场份额占比达到14.2%；而北京这两项数据为0.93%和2.8%。

　　而在外资银行法人化转制后，绝大部分外资法人银行落户上海。

　　潘英丽还表示，早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已经成为当时的远东金融中心，历史积累的商业文化、诚信意识，使得目前的上海金融生态环境与国际水平较为接近。

　　而潘英丽也注意到，北京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对于北京的提法，希望上海不要太敏感。如果从服务区域经济来看，两者的目标并不冲突。”潘英丽说，每个都市圈都应该有一个金融中心为其服务，北京、上海作为金融中心都有存在的必要性；而金融发展也有一个内在的特点和规律，即金融机构在地理区域上有一种相对集中的趋势。

　　在5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方星海表示，相对于我国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我国的金融还可以发展的空间非常大，所以各地都非常重视；现在各地，不光是北京，哪怕是一些中西部的城市，他们对发展金融也非常重视，这是一件好事。

　　方星海续称，总体来说，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发展中国的金融业，为了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经济良性发展，使中国成为经济金融强国。”潘英丽称。

　上海方向：壮大直融功能

　　虽然基础性建设做得较好，但潘英丽认为，上海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把国内金融中心做大做强。

　　“未来上海的目标是在岸国际金融中心，与纽约相似，2/3左右是国内业务。”潘英丽说，“因此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5到10年内的重心是把国内金融市场做大做强，应该把为本土服务放在第一位”。

　　而在先期做大做强国内金融中心时，上海的方向是什么呢？

　　去年9、10月份，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曾受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委的委托，完成了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是关于让更多的金融机构聚集上海，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思路和对策。”5月8日，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告诉记者。

　　连平表示，课题研究的背景是，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市场体系比较完善，但金融机构聚集的发展还是不太如人意，“作为金融中心建设来说，应该聚集更多的机构”。

　　但连平分析，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困难。

　　目前，2/3左右的央企总部在北京，而上海只有6家。近年央企改革后规模迅速扩大，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更强了，“实力很雄厚之后便有了融资的需求，包括存款业务。”连平表示，“需求非常大，而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下，当然就是找银行。”

　　与此相吻合的是，四家大行的总部在北京。所以，北京在资金集散等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连平提供了一个数据，2007年全国的新增贷款中，北京的占比达到1/10，而上海只占1/20，差距比较明显。

　　“本来北京的信贷市场规模就比上海大，经历去年的发展之后差距更大。”连平表示，个中原因主要是三家国有大行完成上市，去年的信贷投放力度加大；还有奥运等因素。

　　其次，在间接融资的体制下，由于各个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对资金流动有一定的干预；同时监管部门也是按照地区进行监管；尤其是大银行，经营是按照地区来管理的。

　　“这样一来，跨地区的信贷资金流动是非常困难的，障碍较多。”连平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希望通过间接融资的方式来实现对全国各地的扩散与辐射，也是非常困难的，只能借助资本市场，如企业上市融资。

　　而上海的特点正是在于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尤其是资本市场。在证券市场方面，主板市场在上海，而债券市场两大系统都聚集在上海，一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二是银行间市场——外汇交易中心，品种包括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和最近推出的中期票据。

　　“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上海的特点就非常明显，就是培育直接融资功能。”连平称，而从长期来看，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中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转变，从单一的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

　　连平表示，以前上海做了很多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的报告。他本人于1994年便参与首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研究报告。

　　“我们的看法是路越走越清晰，有些问题不要回避，要实事求是。比如，北京的总部优势，以及在资金集散方面的优势；间接融资的资金流动是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连平说。

　　在培育直接融资功能时，“为促进直接融资的功能壮大，地方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连平建议，如政府服务、环境的改善、人力资源的培育还有树立市场的影响力。

　　当然，“也希望监管部门可以适当地把一些准入，以及非常具体的监管权力下放到上海，由派出机构来执行，简化行政程序提高效率，比如产品创新及活跃创新行为。”连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