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赵小剑 发自北京

　　编者按：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社会建设”一词后，12月2日，北京市在全国率先成立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和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主抓社会建设，其中包括负责社会组织建设及管理服务的协调工作。截至2006年底，北京市注册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共有109.5万个，其中包括非政府组织和非赢利组织。本报今以富平学校一例，展示民间组织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制度障碍，这或许正是北京社会建设机构今后需着力之处。

　　为贫困地区的农民在北京提供家政培训和就业机会，富平学校的创始人希望以一种非官方的方式证明，市场化的扶贫更有效率。然而5年的坎坷经历显示，中国缺乏非赢利组织生存的制度空间

　　民办公助的“富平模式”

　　看到妇联发布的北京富平家政培训学校的招生通知后，甘肃省武山县40岁的农妇王秋连心动了，她非要去看看大城市的热闹。

　　从北京西站下车后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后，终于在北京通州的庄稼地边看到了学校——一座中国农村典型的平房院落。她非常失望：“哎呀，这儿怎么和我们老家一样啊！”

　　不过对不认字的王秋连来说，学习的内容还是很有意思：学烹饪、熨衣服、给地板打蜡，使用家电、护理孩子，甚至如何使用坐便器——之前有几位学员因在客户家蹲在坐便器上被退了回来。

　　“真是哪一点没有想到就会出问题。”富平家政学校校长兼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总经理陈祖培说。

　　该校是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集资40万元创办的非赢利组织，主要对女性农民工进行家政培训。自2002年创办以来，像王秋连这样在富平家政学校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已经超过1万，基本上都有了工作，月平均工资已达1000元。

　　其中，很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来自甘肃张掖市的何丽，长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在接受富平培训、当过家政员之后，她现在在一家小有名气的舞蹈文化艺术公司当前台文员。甘肃平凉的何晓芳培训结束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小时工。现在她已经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本科计算机专业。

　　而50岁的陈贵英最大的收获是终于能为女儿攒够她一年的大学学费。虽然期间也碰到不好的客户，总是怀疑她偷吃面包。

　　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能够因富平学校而有机会走出贫困，改变命运，最欣慰的自然是创始人茅于轼和汤敏，因为这就是他们办学的初衷，富平也是取“扶贫”的谐音。

　　当时他们也希望以富平学校和扶贫基金会等为试验，试图以一种非官方的方式证明，市场化的扶贫才更有效率。然而后来的经历让经济学家们发现，办好这个被称作扶贫试验的家政学校其实并不容易。

　　富平学校的股东投资不分红，办学收入用于学校发展。茅、汤二人分别占股26%和25%，为两大股东。后又有其它股东陆续加入。

　　富平家政学校创始人、现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当时决定从家政行业切入，就是认为这是贫困地区劳动力进入大城市最好的第一跳。当初真没有想到办这么小的一个机构都这么复杂，现在真是切身体会到在中国办中小企业有多难。”

　　办学难首先体现在招生难。“当时我们去农村招生，很多人都觉得你是骗子。有的农民家长就说了，‘就是我们家穷死，也不能让我们闺女去北京侍候有钱人！’”陈祖培说。

　　2002年3月16日，富平培训学校第一次开学的时候，只有五十多名学生。其中一大部分学员还是因为茅先生在山西试点时结下的老关系。

　　这时，前中信集团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资深顾问沈东曙毛遂自荐，对茅拍胸脯说他能招到生。沈现在是富平学校的股东、校长兼执行董事。

　　很快，沈东曙陪着茅老先生去了合肥，与安徽省政府正式签署协议。省扶贫办给每位农民工出资800元，资助他们到北京的路费和培训费用。

　　当时一下子就接了八十多名学员，陈祖培乐开了花。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因为是全部免费，一些学员到北京玩了一圈就跑回去了，真正留下来的大约在3/4左右。

　　创办人正在想如何解决流失率高的问题时，又一场让富平差点垮掉的灾难不期而遇——2003年的SARS。培训学校被通州区政府告知不得随意外出，一百多位师生被圈在了院子里。那段时间，茅于轼、汤敏四处借钱，又投进去几十万。“当时也真想过，要不就算了。”茅于轼说。

　　好在SARS“及时”结束了。SARS结束之后，富平对于学员培训有了收费要求，从“零门槛”变成“低门槛”。每位学员需要交400元钱，自己先交150元，剩下的250元从以后的工资里扣除，地方政府补助每人200元。“政策改变之后，整个队伍稳定了许多。”

　　靠着茅于轼和汤敏的名人效应，包括安徽、甘肃、陕西、湖南、河南等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与富平合作，较大规模地向北京输送农民工。甘肃省政府曾一次就向富平输送了三千多人，学员们坐着专列来到北京，甘肃省省长也曾专程来到富平看望学员。

　　2003年底，由国务院扶贫办、福特基金会、富平学校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研讨会，介绍富平模式，国务院扶贫办相关领导特别对富平“民办官助”的模式给予肯定。

　　为了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学员，富平通过预收客户一个月的工资，给客户与学员每人一张银行卡，客户将工资打入卡中，再通过富平转入学员卡中，以保证工资按时发放。为了解决学员的不适应以及与客户的纠纷，富平建立了督导制度，招聘北京人担任督导员，定时家访，了解情况，协调关系，解决矛盾。

　　遭遇53万索赔：公益VS法律责任

　　就在富平经过几年的亏损刚开始收支平衡的时候，一件意外再次让富平陷入困境。

　　2007年2月7日中午，来自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的服务员雷维菊给客户家两岁的女孩喂饭后，孩子出现呕吐状况。雷进卫生间给孩子换被弄脏衣服的空儿，孩子从沙发上摔下，第二天凌晨死亡。

　　家长随后把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告上法庭。

　　9月20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要为女孩的死亡负责，承担53万元的赔偿金。

　　富平又一次面临生死考验。“本来是想为农民办好事，不想惹来一身骚。”茅于轼满是无奈与感叹。对此，茅于轼的团队决定上诉。

　　“我们担忧此案若形成判例，很多人不敢进家政行业，很多家庭也不敢雇家政服务员。这将影响到占农民工十分之一、创造了1500万工作机会，涉及到6000万城市居民生活的家政行业的发展。”汤敏说，“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

　　事实上，家政服务员尽管数量庞大,还不在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列，没有任何保险。富平为学员每人上了30块钱的意外伤害险，但是最高保险金是两万块。

　　而目前一个可见的事实是，在中国告别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之后，农民工的供给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尽管与政府合作，我们仍然招不到足够的生源。你看，我们刚刚给一家烤鸭店输送了200人，转过脸他马上又找我们要500人。他们的新店已经装修好了，就是因为招不到服务员，开不了张。”陈祖培说。

　　当初，陈还想着为家政服务中心打广告，而现在的局面是两三个客户在争一位学员。底薪从四年前的每个月包吃包住后450元涨到现在的800元。据他估计，用不多久，底薪会继续翻番。

　　在此背景下，类似雷维菊事件只会将家政行业推向高风险的浪尖，导致供给更为紧张，最终难逃农民工、雇员、家政公司“三输”的局面。

　　陈祖培建议，不仅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输入地政府也应该尽一份力量，为农民工提供相应的培训和保险补贴，帮助农民工规避风险。

　　无论如何，因理想和信仰诞生的富平，在中国现有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下磕磕碰碰生存了5年，还将因为理想和信仰而坚持下去。

　　“我很反对把公益事业做得悲壮凄惨。公益并不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施舍。我好心地对待他、帮助他，和他没有关系，这是我的需要，并不是为了谋求他的回报。”富平学校副校长邢文毅说,“我认为最好的模式是我帮助了一个人，他成长后，还可以去帮助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