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二战后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出现的,如果以GDP为参数,存在一种不严格的界定:“高速”是指超过7%,“持续”则意味着25年以上。按照这样的定义衡量,全球有11个经济体实现了所谓持续高速增长,这11个经济体是:博茨瓦纳、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台湾和泰国,其中有8个在亚洲。
纵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可以发现其共性是:一个功能良好的市场经济,市场上存在价格信号、激励措施、权力分散等诸要素,且对私有财产权有足够的认可,然而,在促进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过程中真正起到突出作用的则是“全球经济资源”。一方面全球经济需求突破了国家的需求限制,其出口行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此前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如今的中国都验证了这一过程,而且大多使用的是过剩资源(尤其是劳动力),因此出口的增长不会导致其他领域的衰退。另外一个方面是引进了本国无力提供的投资,除了先进技术,还使得本国产品有机会走出去,金融投资比较复杂且有争议,它能引发汇率波动使资产贬值,甚至令银行系统瘫痪,源源不断的资本流入可能会使当地货币升值,从而有可能降低新兴出口行业的竞争力。
随着这些经济体变得越来越富裕,本国经济所起的作用就随之凸显。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时失去了增长动力,这一定程度上源于国内消费未能给它提供足够的发展动力。高增长同时会伴以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这里的“高”储蓄指的是储蓄额达到或超过GDP的25%,在这方面,中国又是遥遥领先达到了GDP的35%-45%;投资里面的一个重大要素是在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这两个方面都非常关键,因为它们能增加民营领域的投资回报水平,而民营领域投资是增长过程中的一股立竿见影的力量。对高速增长经济体而言,经济活动内容的变化非常迅速,这一点被熊彼特(Schumpeter)称为“创造性的破坏”,罗密(Paul Romer)则称之为“持续搅动”(Churn)。西班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上也曾经是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日本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已是上一代人记忆中的事了。
也许持续高速增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拉动全球经济的需求和资源价格,这条原则目前还没有出现过例外。事实表明,战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都离不开与全球经济的融合,55年来贸易和投资壁垒系统地降低,以及运输、信息和通讯成本的大幅下降更是提高了融合的程度,这些趋势的共同影响使全球经济日益成为潜在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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