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央行尚未正式公布最新数据，但全球金融市场没有人怀疑，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将超过万亿美元大关。按目前中国外贸顺差和外资流入有增无减的趋势，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将是世界头号外汇储备大国。

如何安全、有效地运用巨额储备，如何优化外汇管理制度，各方人士近来纷纷出谋划策，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这些讨论非常重要，且有必要深入下去。

概要而言，外汇储备管理涉及总量控制和保值增值两大方面。在总量控制上，多数观点倾向于认为，根据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应逐步控制外汇储备总量过快增长，由此需要多管齐下。比如限制投机性国际热钱过多流入，通过适当增加进口以减少贸易顺差，同时尽快放宽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限制，防止外汇储备过快增长而造成新的负担。

这其中颇值得关注的，就是如何放宽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限制。因为这不仅涉及外汇储备总量调控，也事关保值增值。推进中国企业更快更好地“走出去”，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就需要逐步放宽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限制，甚至提供必要的政策性财务支持。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中国央行及中央决策层并不将其视为包袱，而是早就有深入而慎重的考虑。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就曾公开表示，应尽快“取消境外投资用汇额度限制，加大对境外投资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这并不是说说而已的原则表态。今年以来，各部委先后出台的相关配套政策，特别是在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深圳特区、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相关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用汇，基本上是有求必应。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首先享受境外投资优惠政策的，主要是超大型国企，特别是一些国有资源型企业集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广大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仍然需要想尽办法筹集外汇资金，艰难开拓国际市场。而这成千上万对市场极为敏感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机制灵活的民营企业，恰恰是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生力军。

那么，如何让这些中小企业在发掘海外商机、运筹境外投资、纵横全球商海时，也能享受国家外汇管理的政策性支持，就是不小的现实挑战。央行和相关部委需要通过探索和创新，创造形成相应的政策执行机制，既让符合条件的中国企业获得支持，又要避免别有用心者拿国家外汇储备去打水漂，甚至借企业“走出去”的名义中饱私囊。

至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各方面的讨论重点相对清晰，基本共识初步形成。央行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如果把外汇储备分成两块，一块保持流动性，一块进行直接投资，那么直接投资的方向必须安全，不能随便什么方向都去投资。

不难看到，外界颇为关注的优化外汇储备中各种外币资产比例等问题，不是当前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重中之重。从现实压力和央行经验来看，如何积极管理保持流动性之外的外汇储备，部分外汇储备进行直接投资时能否确保安全，才是最难的。

从近期本报推出的系列报道来看，韩国、新加坡等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近邻，以及挪威等经济发达国家，均积累形成了积极管理外汇储备的成熟模式，其中不少重要经验很值得借鉴吸收。比如韩国，对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有清晰的量化判断，对超出适度规模以外的富余外汇储备，则通过相关机构设置、制度保障和盈利目标，直接进行一系列积极管理。

挪威央行则早在8年前成立专门投资机构，在严格的内部监管下，相对独立地对该国外汇储备进行积极管理。多年来，这一专门机构的投资策略、投资限制、投资分布、内部治理、组织架构、风险控制、外部监督、监管报告责任、透明度，以及如何与挪威央行实现信息隔离等，均在探索中趋于成熟，很有参考价值。

负责管理新加坡外汇储备的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其管理和运行模式则更加市场化。不过，由于两家公司都是先注册为私人企业，再由政府全资拥有，在私人企业的产权设定下，两家公司完全按商业原则运作，对外透明度偏低，要确保外部监管的有效性，困难其实不小。

因此对中国而言，选择什么样的外汇管理模式是最有效的，一时还难以取舍。考虑到风险控制的复杂性，在相关机构设置、制度保障和人才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中国必须积极探索适宜的外汇储备管理模式，但不宜采取过于激进的策略，特别是不能简单照搬别国的现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