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罗绮萍 本报记者 高静

北京刮起一股旋风，一股尤纳斯旋风。

刚得到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国乡村银行 (又称格莱珉银行)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尤纳斯教授10月22日访问北京，出席“中国——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国际研讨会”。这股旋风将为中国带来一件特别的礼物——中国的乡村银行很可能不久即会成为现实，因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说要给乡村银行开“绿灯”。

10月23日，尤纳斯教授在北京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独家专访。他详细讲述了乡村银行模式在中国试点的一些设想，谈到他所理解的中国小额贷款面对的困难，同时提出：中国应允许小额贷款机构接受存款，改善小额贷款的监管、立法水平，而且必须要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

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尤纳斯更提出了一套“社会企业计划”，比如，在证券交易所设置社会企业板，把市场的透明机制引入以公益为目的的社会企业等。

乡村银行模式中国试点

《21世纪》：您今天上午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见面时，提到有望将乡村银行模式发展到中国来，听说吴行长对此很赞同，您能详细谈谈这个计划吗？

尤纳斯：她确实很赞同。不过在中国搞乡村银行不同于在孟加拉国，毕竟对中国来说，这是别国的做法，各方面的环境有很大差异。我跟吴女士建议，我们可以分享格莱珉银行的经验，在中国建立一个乡村银行试点，看它能否成功解决小额信贷在中国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成功以后，再向全国推广，而且这个试点不需要划定特定的地区。吴女士对此很高兴，她说以后可以发给我们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执照。

我期待这个事情早日实现，也深信它能够取得成功。

《21世纪》：它将是一个具备完全执照的银行吗？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对于国外银行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有一些条件限制，比如具有两年以上历史等。

尤纳斯：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相信她会发给我们一个能够带来便利的执照，保证乡村银行模式下所做的事情在中国也能够做到。

《21世纪》：就是说，将允许你们向中国当地群众吸收存款？

尤纳斯：我不知道，也许是这个意思。我向他们介绍乡村银行的模式和正在做的事情，我不可能跟吴行长说：如果你不能允许我们吸收存款，那你们如何发放执照给我们呢？

《21世纪》：另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是，你们如果得到允许吸收存款的执照，是否会兼任批发机构，向其它资金不足的中国小额贷款机构提供资金？

尤纳斯：不会。正如我们在孟加拉国一样，我们只是做我们自己现有的事情，批发基金由其它机构做就可以了。

中国应允许小额贷款机构吸纳存款

《21世纪》：设立分支机构的具体地点考虑好了吗？

尤纳斯：还没有确定。我们让中方确定，中方让我们确定，中方说让我们选择方便的地方。

《21世纪》：一定是很穷的地方吧？

尤纳斯：那是一定的，不过，我们愿意去。

《21世纪》：为了控制成本，在孟加拉国你们通常不投资建立分支机构，那么在中国建立分支机构的成本如何？

尤纳斯：通常在一个地方建3家分行需要100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运行时还需要一些资金。我的想法是到一个新地方必须先有足够的存户愿意存款，以存款作为贷款的基础。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的分支机构是否有望像你们其它的分行一样，在第一年实现盈利？

尤纳斯：不，我没有这么期望。这是在中国，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会花多少钱。我并不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而是首先应该考虑如何好好地把它发展起来，成为乡村银行在中国的样本，然后再通过它了解乡村银行模式在中国的财务状况。

《21世纪》：通过这两天跟中国政府监管层人士的会面，您对中国小额贷款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尤纳斯：有几个建议：第一，中国应该允许小额贷款机构吸纳存款，同时改善小额贷款的监管水平和立法水平；第二，监管自由化、融资渠道等方面的问题目前都没有相应的机构负责解决，现在需要去关注这些问题，并投入精力解决。

《21世纪》：中国官方显然仍对小额贷款机构吸收存款表现出很多犹豫，通过这几天和他们的交流，您觉得他们犹豫的原因何在？

尤纳斯：在过去，中国在小额信贷方面有过不好的经历，他们对此心存疑虑。不过，此时已非彼时，金融环境已经有所好转，目前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推行小额信贷工程。其它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管理得好，还款率将达到99%。以团体为组织发放贷款，会让借款人知道这是来自银行的钱，而不是政府的。

《21世纪》：您这次访问中国引起很大反响，你认为现在中国在帮助穷人方面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尤纳斯：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令国人引以为荣，现在发现在帮助穷人方面做得不够好，会促使你们更努力，让政府官员、私人机构以及每一个人多走一步，做得更好。这是一个好现象。

社会企业计划

《21世纪》：您这次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值得祝贺。作为经济学教授，您提出的小额贷款理论颠覆了传统银行理论，对资本主义的重新定位也引人深思。如果可以选择，您希望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还是经济奖？

尤纳斯：我的长期支持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多年前说过，我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奖。

《21世纪》：您和乡村银行分享140多万美元的奖金，属于您的部分会如何使用？

尤纳斯：正如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我想成立一家社会企业，目标可以是医疗、教育或妇女权益。这家企业要自负盈亏，其主要目的不是盈利，而是社会责任。

《21世纪》：您曾说过证券交易所可以设置一个社会企业板，让您所说的社会企业上市，认同其理念的人可以买入这只股票，为这家企业提供资金。作为一家上市企业，帐目及运作都很透明，人们不用担心钱往哪去了。这个建议是否会落实？有没有跟哪家交易所谈过？您12月去香港参加国际电讯联盟大会，是否会向香港交易所建议？

尤纳斯：现在我们出名了，是一个好机会去推行我的社会企业计划，不一定要交易所才能做。任何一家大学都可以推出一个社会企业榜，让有兴趣投资的人去识别。如果交易所愿意设立一个特别板块，那当然更好，香港、纽约、伦敦甚至中国内地都可以。我12月到香港时，如果他们愿意谈，我很乐意详细解释我的想法。

《21世纪》：您在演讲时说了一句令人感动的话，“这个和平奖是属于孟加拉国农村贫穷妇女的”，能否再说详细一点？

尤纳斯：这次诺贝尔和平奖是颁给我及乡村银行的，颁给我的部分很清楚了，至于给乡村银行的部分，谁可以分得荣誉及奖金？乡村银行的股东是我们的670万名借款人，其中97%是妇女，所以诺贝尔和平奖是颁给孟加拉国农村贫穷妇女的，我们已决定将奖金分给她们。另外，我们的董事会中有十名女士作为借款人代表12月10日和我一同到挪威领奖，这将是另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