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泛冷热的诊断和泛宏观调控的药方已使政府的管理效率受到极大影响。必须静下心来，认真研究经济运行深层次的矛盾，找准病根对症下药，改革、规制和调控三种管理手段应各司其职，不能互相替代。

　　必须从发展看运行

　　要想正确认识经济运行的状态，采取恰当的对策措施，必须首先给国民经济一个准确的时空定位，明确当前的经济是在什么发展阶段上运行。这就必须以长论短，从发展看运行。

　　为我国国民经济定性、定位、定阶段的基本矛盾和当前的主要矛盾都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矛盾。城市工商业的生产方式和小农生产方式是两个时代的差别。在这一阶段上，我国经济发展的内涵是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逐步消灭小农生产方式。发展的本质是转变农民的社会身份和分工角色。因此，经济运行的焦点和难点都是就业问题。在农工潮的巨大压力下，这个阶段经济运行的特点必然是高速运转。每年在城市新创造的就业岗位必须超过农村新生人口，否则就是负发展，最低的发展要求也必须每年转移1个百分点的农村人口。由于现阶段需要转移的劳动力素质低下，产业结构又十分落后，所以，不管政府干预的适当不适当，25%以上的投资增长率、10%左右的GDP增长速度是未来至少20年以上国民经济的基本运行态势。

　　从发展看运行，还必须正确认识增长和发展的关系。增长是GDP总量的增加，发展是现代化生产方式的人口比重的增加。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仅要看单位GDP的资源消耗，更重要的是要看单位增长率的发展速度。发展的速度是增长的核心质量标准。过去的27年，我国GDP平均增长速度是9.6%，用人口城市化速度代表的平均发展速度是0.44%。增长的发展率，即单位增长带动的发展速度，只有0.46个百分点。按此发展速度，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87年，即使增长的效益提高1倍，也需要44年，而效益提高1倍谈何容易。

　　上述的分析说明，我国这27年与发展的要求相比，增长并不是快慢问题，而是质量问题，增长的发展率太低了。当务之急不是降低增长的速度，而是应该千方百计提高增长的发展率，在确保正常的最低发展速度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降低增长的速度，以缓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所以，我国的国民经济从整体上还没有进入冷热或胀缩性质的经济周期。总量统计显示的所谓产品和产能过剩，是一个伪命题，实际上是由改革滞后造成的体制并分配病和结构病的表象。破除总量矛盾的迷雾，我们就会发现有多少剩余必有多少短缺，剩余是由短缺造成的。银行中的巨额存差、产品、产能的积压和就业岗位的严重短缺并存，这是国民经济冷的标志，在这些问题没有基本解决之前，在整体上是热不起来的。

　　一个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只有政治周期，没有经济周期的国家，一个连物价还不是真正物价的国家，却煞有其事地为冷热、胀缩着急上火，不断采取熨平经济周期的所谓宏观调控，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不能用调控和规制代替改革

　　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既定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日常管理应该是规制执法、宏观调控、体制改革对症实施，不能把政府想干的事都当作宏观调控，尤其不应该用调控代替改革。体制病必须靠改革来解决，再高明的调控、再严厉的规制都无济于事。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地方政府把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各个政府部门都忙得不亦乐乎。忙什么？实际上都在忙眼前的所谓冷热、胀缩，在忙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为什么忙？是因为干了不该干的事。

　　政府应该给市场自组织自调节留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冷静观察，谨慎出招。而目前政府用自己闲不住的手或代替或对抗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包揽了运行机制，能不忙，能不累吗？当然就没有任何时间考虑和解决体制问题。而体制病不治，战略问题不解决，累死也达不到调控目标。

　　要转变发展模式，实现从投资拉动、外需拉动向消费拉动、内需拉动转变，必须推翻新三座大山，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宅流通等体制障碍。因为我们有中国特色，即还没有量化到个人的全民共有资产。只要停止土地批租，全部国有土地都收年租，改变地租的用途，三座大山一次性就被推翻了。用城市建成区土地的地租解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资金的缺口是轻而易举的事。推翻了新三座大山，地方政府手里没有了随意支配的地租，我国的发展模式将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靠消费拉动的投资就没有必要担心什么过热的问题了。

　　推翻新三座大山，实际上是政府补位。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采取改革措施，纠正政府越位的问题。政府病是一种行政病，只能用行政的办法和改革的手段来解决，用紧缩银根的办法治不了政府的病，却要了许多好企业的命。为了改变这种政府越位的状况，只有为各级政府分级定位。中央政府把经济规划权逐级上收，取消各级政府对本行政辖区的经济规划权和投资决策权，并严禁财政资金资本化。本级政府只有对辖区内的规制、管理和服务的权力。通过这样的改革，就可以基本上杜绝政治周期。

　　调控和规制不能互相混淆

　　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在所谓的经济过热时期采取的大多数措施，除了紧缩银根之外，几乎都不是宏观调控措施。如“铁本”和“新丰”事件，核查土地审批和清理1亿元以上大项目等等，这些都是政府日常的规制执法工作，是违法必纠，同经济的冷热、宏观调控没有关系。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调控就是调控，执法就是执法，不能什么事都刮风。风头来了该贷款的也不给贷款了，该批准的项目也要等等看，风头一过就松懈下来。这种工作作风，实用主义味道太浓。

　　中央政府机关应该检点自己的行为，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地方政府和企业反复出现重大的十分明显的违规违纪行为？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中央机关。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需要中央政府审批和决策的重要领域的重大项目，为什么中央政府不主动布局、统筹安排，非得让地方政府和企业进京“跑部前进”呢？

　　笔者认为，需要全国统筹的重大项目，中央政府应该在中长期规划中明确布局定点，向全社会招募投资者，根本不需要地方政府和企业到北京来申请。在中央政府规划外的一律放开，由企业自主决策，不需要政府审批。企业自主投资的项目，如果违背政策，各级政府有权随时发现随时取缔，后果由企业自负。政府的工作是制定政策，执行政策，不承担一般项目的投资决策。政府把原来审批项目的精力都放到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上，在日常工作中解决、纠正那些违反政策的现象。不要等问题成了堆，再搞刮风式的严抓、严打运动。用紧缩银根这样的宏观调控措施来纠正滥上项目，这等于让健康人陪着病人一起吃药。

　　政府在动手调控之前，应该认真分析是谁在那里滥上项目，政府和以政府为背景的企业拿走了多少，自主经营的企业拿走了多少？这些实际情况都不考虑，根据几个所谓的总量指标就采用所谓的宏观调控措施，这无疑于用电网捕鱼，不分大小，一律要命。（刘福垣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