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9%，其中第二季度高达11.3%。这样的高速度在经济学家之间引起了争议。

　　认为状况正常的一派提出的证据是：物价水平没有明显上升；增长没有瓶颈约束，不像过去几次伴随着高速增长出现了某些产品供不应求，引起价格暴涨；国内债务也没有明显变化；股票市场有明显的恢复；税收增长了22.3%；进出口都有较高增长，外贸盈余600余亿美元等等。机会难得，应该力争维持这样的高增长。

　　但是反对一派也同样有道理：高增长是靠投资拉动的，促进投资的主力是各地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经济有效性很是可疑，中小企业并没有明显的发展；就业形势不乐观；房地产领域有泡沫，高增长容易激发泡沫破灭；促进高增长的因素是出口，外汇储备的超高积累破坏了国际经济的平衡，招致众多的贸易纠纷，上半年能源消耗没有完成节约计划。现在的增长方式依然是拼资源、拼环境，是不可持续的。经济不可能永远高增长，任其发展势必招致下一轮的紧缩。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熨平波动，减少波动造成的损失。现在经济过热的征兆已经相当明显，不可错过调控的机会。

　　中央为了谨慎起见，从第二季度就开始了紧缩政策，提高了银行准备金比例，加息政策也已经出台，财政方面也屡屡发出警告，要求地方政府顾全大局。但是这些宏观调控的手段并不是很有效，经济照样在高位加速运行。许多学者认为是因为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不良，所以在微观上没有多少反应。

　　我国非常强调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但受制于传导机制不良。回顾1994—1995年的紧缩，1998—1999年的放松，最后都不是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手段，而是靠行政手段起的作用。传导机制不良，宏观调控就起不到作用。这是值得探讨的大问题。我认为问题的根源深深地埋藏在微观层面上，我国的经济运行很大程度上还是计划经济在起作用，具体表现在价格的僵化、行政的干预、政府深入到了经济的操作领域。我国的经济一方面已经充分市场化了，表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决策很少受到计划的干预；另一方面在投资、项目的立废、汇率和利率、信贷额度、某些行业的进入和退出等方面还没有市场力量起作用的余地。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由价格决定的。但在我国，利率没有市场化，汇率也是，土地虽然走向了拍卖，但是卖多少是由计划在控制，一些重要商品的价格还不是由市场决定，如能源、通讯、交通等。有些该有的税收没有到位，如资源税。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至今没有统一，增值税还停留在生产型上。这些问题妨碍了市场的运作。比如，要建立环境良好资源节约型经济，但是有关环境的征税不严格执行，漏洞很多。资源的价格不能调整到位，客观上鼓励了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企业的生长。然后发出行政命令要求强行关闭甚至拆除技术落后的设备，造成许多冲突。而且这些企业被关闭之后，他们仍然还会“死灰复燃”，因为资源和环境的价格没有调整，落后的技术还有利润空间。用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作斗争，既费力又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价格配置资源，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但是这儿的价格必须是由众多独立决策者的行动决定的，它的特点是谁也不知道明天的价格将如何变化。这种价格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产生了市场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保证了市场的自我调整能力。如果价格扭曲，它的调整方向必定是纠正扭曲。以汇率这个基本价格为例，由于过去一再错过了调整的机会，使得调整失去了纠正资源配置的功能，加剧了外汇买卖的投机性。

　　由于利率没有市场化，资金的获得不是通过利率和信用的竞争，而是通过计划渠道。因此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对有限。投资靠审批，结果是审批经济又卷土重来。例如全国许多大学纷纷向银行贷款兴建校舍，其中很多都有地方政府的担保，总数达千亿元之多。从需求来看，这是大学扩招的结果，是行政决策的结果，从执行的过程看是政府行为。再如房地产业，投入的要素———资金和土地都没有完整的市场，都要靠审批，但销售相当市场化了。结果把房地产商“夹在中间”。没有适当的市场，不暗箱操作怎么办？另一方面，有审批权的部门手里掌握着项目的生死大权，权力可以转化为部门利益，当然不会轻易放手。所以审批制肯定不会自动退出舞台，有机会还会加强。

　　综上所述，资源节约的非市场政策、项目的审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汇率、土地和资金分配的非市场化等，不但阻碍着宏观调控的传导机制，而且降低了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率。解决这些问题最终需要区分政府的功能，划清行政和市场的界限。这恐怕是我国经济长期和目前都应该设为目标的改革方向。(茅于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