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市场的时间还不够长，但是已经获益很多：一是大量引进了国际通行的经济规则、管理运营模式，也引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二是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对本土市场要素的估值有了更加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标尺，帮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三是我们可以“走出去”，以中国人的智慧、文明和实力，给其他民族、其他国度的人们带去利益和多样化的生活感触。

但是，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我们的困惑也随之而来；并且，在不同的融入阶段，困惑也有所“升级”。现在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定价权问题：人民币升值与否、如何升值，其实反映的是货币定价问题；纺织品倾销与反倾销，其实反映的是劳动力定价问题；铁矿石谈判的周折，其实反映的是资源定价问题；软件以及光盘盗版，其实反映的是知识产权的定价问题；中国股市的市盈率是高还是低，以及中国股票价格要不要和国际市场看齐，反映的是更加复杂的资本产品的定价问题。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我们的发达贸易伙伴嫌我们卖的纺织品“太便宜”，却把“贵的”铁矿石卖给我们；希望人民币的定价“高一点”，却指责我们的股市“太贵”。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我们的贸易伙伴的每一次发言，都是以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

从全球经济体系发展的历史来看，规矩总是由强者制定的。当今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税收、会计、知识产权保护、贸易仲裁、反倾销等规则，首先是服务于强势贸易主体的。为了拓展剩余资本增值的地域和领域，强势的贸易主体拿着这些规则到后发展国家推介，以争取认同。

另一方面，规矩也为吸纳潜在的加入者而适度修正。潜在的新加入者经过谈判，在尽量争取到自我保护条款的基础上，加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中来。

“二战”以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势经济体中间，出现了资本、生产能力的“第一轮”过剩，并寻求对外转移。随后几经演变，强势经济体输出资本、生产能力的形式和途径有所变化，但不断拓展海外市场一直是其主题。上个世纪80年代起，他们在叩开后发展国家大门的时候，也要求后发展国家提供法律、税收、金融等方面的“对口”环境。而彼时，后发展国家往往认为，吸引强势的资本、技术和管理运营经验，对于本地经济有立竿见影的带动作用，让出市场是顺理成章的。我国的对外开放无疑也经历了这样的阶段。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强势资本的逐利特性，使得其在进入后发展国家的同时，必然也对后发展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体系造成种种冲击。当然，冲击并非都是坏事。“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既是政治家的必然考虑，也在客观上促使强势经济体改变“进攻”姿态，在同相对弱势经济体争夺贸易资源时，在吸纳相对弱势的成员时，愿意依托“公认的”规则体系，并以谈判方式解决争议。

即便如此，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当代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变，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围绕体系规则的谈判不再带有殖民时代的血腥，但刀光剑影并非罕见。对于各类贸易资源的定价、定标（标准）之争，每每见诸谈判桌或者空中喊话。

对于相对弱势的经济体而言，加入体系比不加入好，早加入比晚加入好。当然，前提是找准自身利益与体系机制的平衡。中国为公平地加入世贸组织，前后15年，“从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就是为了找准这个平衡。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临近5周年之际，我们仍然需要审时度势，利用好这一机制，争取更多的定价、定标参与权，既造福本国人民，也给世界带来福利。（国际金融报/董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