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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之后，国家财政与税收收入远高于ＧＤＰ增长速度，更远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十五”初期的15165亿元上升到“十五”末期的30867亿元，税收年均增长19.50％，可国家税务总局仍然“意犹未尽”。他们认为，与经济总量相比，我国的税负总体水平与世界相关国家比仍然偏轻。我国宏观税负在2005年达到最高水平16.2％，这个水平比2000年以后工业化国家30％左右的平均税负水平约低14个百分点，仅相当其一半；如果加上社保基金的宏观税负，则为20％，仍然 偏低。（3月28日《每日经济新闻》）
可是，2005年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
之所以政府自己的税负口径与第三方评价和百姓感受截然不同，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各级政府的很多灰色收入没有计算在内；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官员私人的或者管理部门小集团的权力寻租现象，都不可能被计入正规的税费范畴。如果企业、个人与政府发生的全部费用都计入税费范畴，我们的税负可能要更高些。
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权力得不到良好的监督和制约，普遍出现税费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现象。“不少党政机关用钱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据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披露，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3月6日《中国青年报》）。除了这些合法的支出，不合理不合法的支出也连年上升，以“三公”消费为例，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日前刊登文章说，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加上公款出国，更是高达9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30％左右。
与此同时，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却越来越低。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的支出仅1168亿元，年同比增幅18.3％，而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但是同年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增加5232亿元，财政收入增幅高达19.8％。也就是说，中国官员自身支出方面，不仅是其绝对值远高于全民社会保障支出，而且其相对增幅远高于财政收入和ＧＤＰ增幅，而社会福利和保障支出的增幅却远低于财政收入和ＧＤＰ增幅。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是世界上行政管理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并非虚言。中国已然走进了高税负低福利低保障陷阱，之所以近年来教育、医疗、住房越来越成为老百姓头上沉重的“三座大山”，与此关系极大。
在此情况下，再谈税负“与国际接轨”，会使民间的活力枯竭殆尽，也会使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受到严重挑战。
当然，中国不是不可以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提高税负，但前提有二：一是权力受到了足够的监督和制约，政府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都不能自报自批，必须经过人大批准而且全程接受百姓监督，使行政管理成本全面降低，“与国际接轨”；二是社会保障事业有了健康的长足的发展，公民的税收大部分被用于公平的社会保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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