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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25年,累计创造了2万亿元GDP;25年,由一个边陲小镇建成为一座现代化大都市……今天的广东深圳特区正渴望创造另一个奇迹————把改革开放25年的巨大物质积累和财政实力,投入到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艰苦实践中去,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搭建一个新的起飞平台。“要把自主创新写在我们的旗帜上!”这是深圳特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战略抉择,深圳也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的地方。在这里,自主创新已经成了一把不折不扣的“金钥匙”,特区人不仅希望用它去化解“土地空间有限、能源水资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负、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这4个所谓“难以为继”,更决心用它打开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今天,能不能‘特’就在于我们改革创新怎么样……特区这顶帽子拿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主动权在我们自己,出路在我们自己,生死在我们自己。”采访中,我们不止一次听到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的这段话被人引用。 “深圳特区近几年在发展中遇到很多挑战,转型已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位老特区人告诉记者。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深圳即早一步感受到了“成长的烦恼”,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曾使一部分人将其归咎于特区政策优势的逐渐削弱。后来,特区人进行了关于特区发展方向的大讨论:特区还有没有改革开放“窗口”、“试验田”、“示范区”作用?特区政策不“特”以后该何去何从? “现在看来,深圳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路越走越宽了。”在特区人充满自信的话语背后,是深圳经济特区之“特”的崭新内涵———“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创新”。 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深圳采访,很容易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解决特区经济目前面临许多问题的关键,都在于能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从调整产业结构看,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深圳以电子信息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猛,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就整体发展而言,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仍然存在隐患:电子信息业所占比重超过90%,其他产业规模较小;较之本土企业,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过大。长期分管科技工作的深圳市常务副市长刘应力坦言,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不能得到快速提高,深圳在后产业转移阶段可能会出现由产业外迁带来的空心化问题。 自主创新,企业是主体。但对高新技术产业来说,其特点之一是高投入高风险。作为新兴产业,它还常常要面对政策上的盲区和国际竞争的压力,这一切都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上给予更多的支持。而高新技术产业目前被普遍认为是最有潜力的新兴主导产业,对深圳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都意义重大。因此,建设创新型城市,对深圳而言格外意蕴不凡。 从转变增长方式看,从1979年特区成立到2002年,深圳年均增长速度达28%,每平方公里创造的GDP和税收都为全国之最。但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对资源、环境等造成的压力,也越来越让深圳难以承受。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曾就此指出,“如果按照目前的消耗水平简单推算,有些代价我们是付不起的!” 而另一方面,25年的发展也为深圳的转型积累了丰富的运作经验和必要的资金准备。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深圳就着手培养高新技术企业,加大科研和环保投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拉动型向创新拉动型转变。如今,这些努力已经初见成效。2005年,深圳万元GDP耗水量43吨,同比下降7%,前11个月每万元工业增加值耗电量同比下降3.7%。与此同时,全市单位面积的工业产出量、每平方公里工业用地产出的工业产值,均呈大幅增长态势。 由此,我们开始理解深圳人提到自主创新时的那种迫切,那种豪迈与谨慎相伴的复杂情感。深圳率先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不仅是形势所迫,也是优势所在,因而才能既有压力又有底气。正如李鸿忠总结的那样,“从深圳的实际出发,改革创新之路是当前深圳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是我们最好的出路,也是一条真正的活路”! 从局部推向全局 深圳今天走上自主创新引领发展之路,似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有人甚至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成长归功于其移民城市的文化特征,认为移民城市居民愿意通过冒险和变革来获取高额回报的心理特征,正是矢志创新及形成相关行为模式的基本动因。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正是这种“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使得中兴、华为这样一批自主创新型企业得以脱颖而出,而他们一旦获得成功,便引领着这个城市的价值体系进一步倾向创新。 “方方面面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1992年来到深圳工作的科技局副局长周路明对此感触颇深,“我来那年,深圳的三大经济支柱是股市、贸易和房地产。当时这几个行业都在走下坡路,大家也都在反思。1993年‘珠三角’召开了一次专业技术座谈会,大家注意到深圳还有华为等一批具有潜力的本土高新技术企业以后,政府才决定把发展高新技术提到战略高度。” 1992年,当深圳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脆弱产业结构出现危机时,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发展起来的深圳电子和通讯业,已在委托加工和装配的基础上形成了向现代电子信息业发展的产业雏形,在制造能力、贸易经验、技术和管理人才等方面有了一定的积累。 “靠股市和房地产赚了钱的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当时同样感到需要做点实业。所以,社会投资的流向在90年代初出现了重大转移。当时电子工业开始升级换代,政府因势利导,本土企业顺势成长。”周路明说。 通过最初的碰撞、磨合,企业的创新冲动和政府的服务引导结合起来,促成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奇迹”:在一个科技资源先天匮乏的地方,通过10多年的努力,建起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形成了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群,以及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的、外向型的经济结构。 由于环境适宜、回报率高,各种刺激自主创新的因素流向深圳,各方面的投入都越来越大;由于资金的不断注入,企业的研发意识随之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再创新各擅胜场,交映生辉。计算机、通讯、视听产品等产业圈和配套企业的积聚还使新技术和新概念的融通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整体创新能力。于是,从这片土壤中,逐渐生长出中兴、华为、“赛百诺”这样的自主创新型龙头企业,以及王传福、马化腾等高科技企业创业的传奇人物。在他们的鼓舞和启发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到2004年,深圳研发(R&D)投入总量已达125亿元,占GDP的3.67%,这个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3倍。 与此同时,政府不断调整相关政策和工作思路,以求在各个层面给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为解决资金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起,政府就开始组建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服务公司和风险基金,专门为申请贷款者提供担保服务。 为寻求智力支持,政府引进国内外名校,建立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还建起了高新区和虚拟大学。“虚拟大学开办至今可以说硕果累累,仅硕士研究生就培养了15000多人。”高新区副主任林波介绍说。 为填补政策盲区,政府还出台了多部条例和管理办法。如1994年出台全国第一部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深圳经济特区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以及1995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等。 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壮大,政府的关注点也逐渐从微观延伸到中观、宏观。开始只是扶持企业,后逐步发展到搭建平台、制定标准,再后来着手谋划区域自主创新体系,现又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政府的视野越来越宽,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2004年,深圳宣布修订现代化时间表,大幅度调整现代化指标,这被认为是开始全面转变发展思路、着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一个信号。同一年,深圳特区内用于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一寸都没批,而直接用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投资达120亿元,占政府投资计划的65%左右,为历年最高。 去年3月,李鸿忠又提示全市上下要有“能力危机感”。他说,“现在我们要更多地考虑城市规划、人口容量、环境污染、能源资源消耗等等问题,要把效益和速度有机地统一起来,工作难度更大了,克服困难的能力和水平必须更高”。 转型之路仍然长远 特区自诞生之日起,遇到的困难不可谓不多,问题不可谓不新。但深圳总能以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开拓勇气冲破一道又一道难关,在推动自身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全国积累宝贵的经验。 我们看到,在深圳,政府的决策能力和企业的创新热情配合默契、科研院所的研发能力和产业环境配合默契、政府角色定位和经济发展阶段配合默契……这些要素长短互补、刚柔相济,不仅发挥出良好的效果,甚至能在一些关键时期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变危机为机遇。 我们还看到,从保护企业的创新冲动,到搭建服务平台,再到谋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城市,深圳从自发到自觉,越来越善于用整体而非割裂、长远而非近迫的目光看待影响自主创新的各个要素,并谋求将它们有效地整合起来,让优势发挥到极致、劣势弱化到极致。 例如企业的创新意识这一有利因素,我们清楚地看到它在政府构建的创新体系中得到来自各方的助力:资源上的倾斜、文化上的认同、政策上的鼓励…… 再比如,深圳通过发挥产业优势、机制优势和财力优势,将科技资源匮乏这一劣势的影响一步步弱化,通过“虚拟大学城”等创新方式,“无中生有”地造就了一个高新技术产业所必需的人才高地。 专家认为,影响城市发展的各个要素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关键要看它们聚集在一起能否形成合力。如果要素之间搭配得当,就会相得益彰;如果搭配不当,就会互相削弱。在构建自主创新型城市的路途中,深圳再次以生动的实践给我们以全新的启示。 毫无疑问,深圳的转型之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将深圳的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加以运用,开创各具特色的发展机遇;也期待自主创新这把“金钥匙”,开启特区发展更新更美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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