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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冯·米塞斯的徒孙，拉斯穆尔·佩佐夫在读完《美国大萧条》一书后下了一个不无恶毒意味的结论：崛起的经济巨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萧条。而其依据是，2008年奥运会对于中国事关威望，因此中国将会尽其所能维持繁荣继续，而这需要做一件事———保证信贷每年20%至30%的增长。
兼听则明，这个保加利亚人的预言未必尽是胡言乱语，最起码，极端自由主义下的奥地利学派虽然连中央银行也不承认，但未卜先知于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最惨烈的大萧条。很显然，这对孜孜以求1964年东京奥运会以及1988年汉城奥运会式巨大成功的中国人来说颇有警示。
中国经济有惊无险的着陆一定程度上反证着隐患的存在。2003年年初，央行宣布当年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总额应控制在1.8万亿元以内，不料这一数字刚到6月份就已突破。随后央行又在7月份公开表示务必要将新增贷款控制在2.8万亿元以内，可到了10月份，这一底线再度失守。其后，中央政府紧急出台一系列政策实行宏观调控，但在惯性作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于2004年一季度摸高至43％。
过去了的一年堪称宏观调控之见效年、巩固年，这主要表现在经济运行中的某些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得到抑制，用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话说就是“四个遏制”和“一个避免”，即，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连续5年大幅减产趋势得到遏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猛上涨，特别是一些行业盲目扩张的势头得到遏制；信贷货币一度增长过快势头也得到遏制；乱占滥用耕地的严重势头也逐步得到遏制。“一个避免”则指避免了一次经济大的起伏。
不过弹冠相庆之日远未到来。关于这一点，除了国际油价居高不下、企业效益出现下滑、投资基数仍然较高、在建规模较难消化等不利因素存在外，更重要的是，造成中国经济反复冲高回落、大起大伏之深层次体制弊端仍未消除。
譬如说，在投资管理体制方面，政府作为投资调控者与投资主体间的双重角色错位仍未根本解决：一方面，作为监管者的政府要适时出台政策，调控投资活动，以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另一方面，作为投资者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又要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具体投资活动中来，其行为目标又是GDP（或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可以说，近年来投资高增长压不下来的主要根源，就在于这种双重角色关系模糊和定位不清，从而使相当部分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地发展，继续实行“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在不断提升投资效率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这对整个“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发展尤为具备重要意义。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工作大局，切实厘清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互相配合、各有侧重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在根本上、体制上，对威胁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隐患加以消除。如此，则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均可在实践中为我们不攻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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