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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芬:从CCTV到优米网

  录入日期:2010年5月26日   出处:经济观察报        【编辑录入:本站网编】

王利芬(资料图片)
王利芬(资料图片)

 

  创办优米网之前,我在中央电视台待了十五年,中间实际上可以说换了三份工作。

  博士毕业后,我到新华社去实习,新华社就靠写,那时候我写博士论文一天能写七千字,写对我来说太不算是事了,我就觉得文字记者太没劲了,因为写东西太容易了。我的博士论文是用电脑写成的,那时候我的电脑是北大第一台三八六,现在还在我家里。买了电脑之后我要学打字,练五笔字型。光练五笔字型太没劲,那我就说打个小说吧。写完了就把小说寄到了最牛的文学杂志:《当代》,署的笔名。竟然发表了,杂志编辑还跟我说,你最好每天练习写作。

  我在新华社实习了三个月,跟着他们最牛的国内部记者,采访完之后就写,我觉得没什么挑战,就决定到电视台去实习。1994年,《东方时空》刚开播,一进去就感觉到整个氛围充满激情,而且遇到了我不会的东西,机器一闪我就傻了。电视不是靠写的,要靠画面、靠摄像实现你要表达的东西,跟摄像合作不来你就只能干着急,画面上该有的没有,用天花乱坠的文字也补不回来,错过了新闻现场就什么都没有。我说,这个过瘾。我有写的本事和才能,先把它留着,先弄我不会的,死都要去电视台工作。所以,是《东方时空》的魅力把我吸引过去了。

  进了电视台之后又马上开始做《焦点访谈》。那个时候我就确立了我的志向,要做一个像法拉奇那样的记者。法拉奇是文字记者,但是她太令人敬佩了,太有本事了。

  之后我去《新闻调查》做记者,新闻调查不就是提问吗,就像法拉奇采访一样。那个时候为民请命、反对腐败贪污,我们做了很多揭露性的报道,那份工作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在《新闻调查》的时候曾经两次去见朱基,也不是去采访他,跟选题有关——上海的政府机构改革。那个时候哪有记者敢做政府机构改革的。一做这个选题就要找中宣部,最后还要到朱基办公室。我就开着那时台里给新闻调查记者配的红色小捷达车去了。觉得自己是为民请命、很正义、很有良知,觉得工作特别有吸引力,把一些贪官污吏弄出来,特来劲。

  时间长了,我发现有问题。1990年代中国还是以经济的改革开放为中心,但我不懂经济,而且发现所有新闻调查记者的报道,都是单凭一种正义感:《焦点访谈》记者说,你看国家红头文件是这样的;采访对象说,是这样;记者说,那为什么你不是这么做的?我们惯用的就是这种手段。后来随着生活阅历的成熟,你就越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他们这样做有他的难处,背后的环境和制度让他必须这样做,要不然他没办法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但我们拿着国家的红头文件,就是尚方宝剑,这样你就把人家搞了。如果说你有所判断的话,也都只是在道德层面判断。中央一套的节目,《新闻调查》也好、《东方时空》也好、《焦点访谈》也好,其中的道德判断特别多。但是在道德之外的其他层面,却没有更深的理解。尤其是在整个国家以经济开放为中心这样一个时代里,深层的运转逻辑我不清楚。

  所以五年之后,我发现这份工作的吸引力在减退。1999年我去夏威夷陪读,我先生在那儿读书,正好怀孕生孩子,实际上是歇了一年。回来之后,当时央视的经济部主任找到我,想要我做《对话》的制片人,说这个节目是跟大企业老板,比如世界五百强的CEO对话。我说这个可以,通过微观经济、一个一个的公司来理解这个国家。于是电视台对我的吸引力又增加了。一种吸引力消退的时候,另外一种吸引力开始了,我开始用经济频道这样一个平台来了解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

  这跟我个人想法的变化是相关的。在揭黑幕的过程里,你发现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你根本报道不了的,稍稍遇到一点背景你就报不了。能播出去的东西,说老实话,根本不是我们最深恶痛绝的那些。机制和体制不改变,这样的案例有成千上万,穷极一生我也弄不完。它会不停滋生,弄完了一个东还有一个西出来,你弄得完吗?所以我开始觉得,如果你想对这个国家有用,不能揭露个别的黑暗,不是去把所有案例都报出来,而是要做一些建设性的东西,把好的给人们看。所以我做《对话》,国际五百强公司的CEO走到镜头前,他待人处世的方式、思维方式都进来了,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

  这个过程就是这么完成的。先前我有好几个节目是没播出去的,起早贪黑,甚至到地窖里去,最后人家一个电话敷衍了事。我的生命是有限的,青春也很短暂,我干吗不去做一点积极有价值的事情,同时能够理解这个国家是怎么运转的呢?我开始读周小川、吴敬链的文章,去了解各种体制的改革,财税的、外贸的、汇率的。我还捧着曼昆的《经济学》一页一页读。我本来学文学评论,离得很远,根本不懂经济。《对话》能够迅速做出来,也跟我是学文学的有关。因为我能把经济搞得人文化,大家能够接受,这其实解决了一个大众化的过程,所以《对话》做得很好。做好之后,我们台长就说,你能不能把《经济信息联播》也做了。

  我说可以。你想想,做《经济信息联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对整个经济的运作都了解,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什么都要做,要特别懂。因为我是部主任,要审片,是一个学习过程。而且要打造新闻直播线,我以前做的都是专题,没做过直播。我就是这样,你要让我重复,不如让我去死。做了三年半《对话》、一年多的《经济信息联播》、《第一时间》和《全球资讯榜》,打造了二套整个财经新闻直播线。那个时候很多朋友帮我,经常就是一个电话打过去,说这个玩意儿我听不懂,你跟我说说,然后我才能审片。很不容易,自己在那儿折腾。

  后来我又开始厌倦了,因为我升了主任,主任是一个不尴不尬的职务,上不靠天下不靠地,底下是十几个制片,二十多个主编。我是喜欢一步到位的人,就是说我希望我的能力能够直接表现在屏幕上,协调不是我的长项。但做主任要协调,协调上协调下。所以我一看不行,就暗暗申请出国留学。我的教育经历非常完备,但就是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我必须要把这个经历补上,因为如果没有留过学,你对很多人的认识是不到位的,看起来认识,实际上别人说的你不懂。当时我因为做《对话》跟很多海外人士接触,觉得还是有障碍。所以我必须去留学,而且一定要作为个体去西方体验,此前都是跟着领导人出去采访,从宾馆到出租车,从出租车到机场,一点意思都没有。当时台里说你不要走了,给你提拔,或者就去三个月好了。我说三个月不行,别人告诉我三个月正是在国外最难受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下去。那我就去一年吧,不提拔就算了。其实人家也没有承诺提拔你,只是说你要是待下来继续做贡献的话,提拔的机会大,奋斗了这么多年,一出国马上就没了。

  在国外的一年接触了大量新东西,包括到美国各个大电视台去看,到布鲁金斯学会去看,到民主党的总部去看,在各个城市飞。那时的条件特别好,还配了一个助手。我回来写了一本书叫《对话美国电视》,主要讲西方电视台是怎么起来的和怎么运作的。

  回国之后其实我就想离开电视台了。那个时候我要走,肯定会去做一个内容提供商。因为我的全部本事就是电视内容制作,除了娱乐节目没做过,其他都做过了。我在美国看了一个电视节目,特朗普的《学徒》,很想回来把它本土化。在本土化时要制播分离,我对台里说,就别再给我安排一个什么官了,我就拿这个官换一个制播分离的制度,分到央视风云,这也是一个国企的单位,但它比台里舒服多了,也要灵活。所以我就把《赢在中国》这个事情做起来了。

  做《赢在中国》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模仿《学徒》,因为上海电视台做了一档模仿《学徒》的节目,不是太成功。我在国外看到一个网站上面说,中国大学生找工作非常艰难,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几百万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居然超男超女还那么热闹,这个国家真奇怪。在中国,很多大学生都是农村的孩子,能够上大学,那都是顶了天的大事,但大学一毕业却等于失业。我就想,我得让这些年轻人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生存,哪怕摆一个茶叶蛋摊,也能够养活自己,说不定还能雇个人。他们需要人去激励。于是我把励志和创业结合起来,做了《赢在中国》。当然,我借鉴了《学徒》的一些电视表达手法,但是灵魂一定是自己的。我承认,《学徒》给了我特别大的启发,那就是,原来电视还可以这样做,还可以做这么好看,比电视剧还要好看。《赢在中国》前前后后做了两年多,中间我说大家不能都讲致富,还要用央视这个平台来提倡一种文明水准,要有尊严,让人尊敬,还有软实力,抱着这种想法我又做了《我们》。

  现在我出来创业,但其实2005年从美国回来时我就知道电视在衰落了,美国电视都在衰落。我开始关注新媒体,我必须找到新的东西吸引自己,我找到了新的东西,就是优米网。

  总之,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生涯可以分三个五年,五年调查记者,五年《对话》和资讯,五年的《赢在中国》和《我们》。现在,新的五年开始了,我必须走入新的新一轮。

  让我来描述优米网,它就是一个立体交叉平台,是和我的服务对象更好地交流的一个平台。未来我希望它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希望能够在中国未来的媒体发展里面,有自己一席之地,或者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多大多强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当然我们希望更大、更好、更强,但是它还在初创阶段,我仍是如履薄冰,还真不能说大话。我的起点够高的了,大家的期望值特别高,我没有办法管理别人的期望值,但是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条路特别艰辛,没有人走过。本来任何一条创业的路都很艰辛,而我还硬是要把苹果跟梨搞在一起,长出一个新东西,就会更加艰辛,更加需要小心翼翼。

  (本文由王利芬女士口述,李翔整理,未经王利芬女士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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