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自力告诉记者，目前重庆有800多家高新企业，但大多数都属于中小企业。在目前金融危机的阴影下，重庆市中小企业显然对于资金的需求更为强烈。为此，政府引导基金将加大推进力度。“估计政府引导基金的第一单将在下个月敲定。”他说。

　　无独有偶，杭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也早于金融危机前通过与通汇创投和泰邦创投的合作跟进投资了畅翔科技、联合电力、联众分时度假、太子龙文化。政府引导基金的活跃无疑成为了寒冬里中小企业的避风港湾。

　　与此同时，浦东新区也已计划2009年为引导基金再投入6.5亿元，与5~8家创投管理机构合作，集聚社会资本240亿元，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瓶颈。

　　政府引导基金不下20个

　　在“谨慎”、“观望”的气氛笼罩在整个创投领域时，政府引导基金的势力范围却在继续扩大。

　　去年继杭州、重庆等地相继成立政府引导基金之后，今年又有泰州、无锡等地紧随其后。

　　实际上早于1999年，上海市政府就开始尝试采用“种子”资金作为启动资金，以带动社会资金参与的方式促进当地科技创新或成果转化，但引导基金并未迅速发展。

　　2006年3月起执行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第22条规定：“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才正式宣布为政府引导基金“验明正身”，各地政府对于创业引导基金的设立就开始热情高涨。其中，上海市浦东新区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和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先拔头筹。

　　此后的2008年10月，随着《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各地政府加快推进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工作节奏。安徽省、吉林省、深圳市、江苏省苏州市、广东省中山市、云南省、北京市等地纷纷酝酿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地的省市级政府引导基金已不下20个。

　　多地互相学习

　　在仔细研究了几处政府引导基金的“游戏规则”后记者发现，其在实际操作模式上存在一定的共性。胡自力坦言，这也是各地政府间相互学习借鉴的结果。

　　比如，各地政府引导基金的总规模多为10亿元人民币，一般分3~5年到位。其不参与项目的实际投资，多委托国有专业管理公司跟进后期的管理。原则上政府引导基金参股不控股，其参股比例最高不超过创业投资企业实收资本（或出资额）的区间范围，多在20%~30%之间，且均不能成为第一大股东，参股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同时引导基金支持的对象多为当地的高新技术产业或是当地的产业政策导向企业。

　　在收益方面，政府引导基金的分红机制有三种，第一种是不参与分红，只要保证本金和利息的安全就可以。第二种是可以承担风险，也参与分红。第三种是承担风险，参与分红，只是分红少一点。

　　但在共性当中也不乏个性化的合作模式。比如泰州市政府通过引导基金的出资方式于去年底与武汉融众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泰州融众基金，就采取短线与长线结合的方式，不仅参与长期的股权投资，也通过债权投资来解决中小企业的临时性投资或过桥资金需求。

　　“债权型投资在保证一定收益的同时，还能降低投资风险。”　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高级分析员郑誉芬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