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周期、存货周期、资本性支出周期、证券市场负财富效应等多周期因素叠加以及受外部冲击，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将持续两到三年。在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将呈L型走势。比周期性下滑更严峻的挑战是，中国长期增长动力的衰退。2008年中国人均GDP第一次突破3000美元，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多周期叠加造成经济L型增长

　　存货是衡量企业产品供给是否过剩的重要标志之一，每当企业的存货增长达到一个相对高点的时候，经济将进入下行周期。 
 
    20年来，中国企业的存货增长率出现过三个高点。第一个高点是1996年，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达26%，之后是一轮经济增速下滑；第二个高点是2004年，存货增长率超过25%，伴随着工业增加值的下滑；今年三季度，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升到28.5%，证明本次经济下滑要比以前两次更严重。观察存货周期是否结束的一个重要先行指标是工业企业用电量是否开始回升，这恐怕是一年以后的事情。

　　城市居民的财产构建周期，即房地产周期也处于调整阶段。2008年前9个月商品房和住宅销售同比下降15%以上，商品房空置面积今年前9个月增长10.2%。根据现有的存量房与月销售速度推测，存量房消化需要2～3年以上。

　　企业设备投资既是决定未来产能的标志，同时也是拉动投资需求的重要因素。2005年到2008年，中国的工业企业设备投资总额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始终保持在41%以上，远高于2005年以前30%和40%之间的水平。连续4年的设备投资高速增长，已经造成中国企业产能的大量增加。受工业利润增速下滑影响，2009年工业投资增速下滑速度会更快。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这一轮产能过剩的调整时间应该在3年以上。

　　除了实体经济的下行周期之外，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处于前所未有的熊市之中。证券市场的“负财富效应”严重影响了居民购房、购车以及其他高端消费需求。一般而言，证券市场“正财富效应”只有在牛市后期才会出现，假设2009年下半年出现牛市，产生刺激消费的财富效应也是2010年的事情。

　　除了多重周期叠加造成的经济增速下滑，中国还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冲击。有关研究表明，全球GDP变动1%，约影响我国出口近5%。如果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比2008年下滑1.5个百分点，就会造成我出口增速回落7.5个百分点，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预测更加严重。

　　面临着多周期重叠与外部冲击，中国政府开始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出台了4万亿的扩张投资计划，但是每年不足2万亿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对于2008年17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而言并不算大，考虑到地产投资和工业企业厂房设备投资的回落，以及出口增速的下滑，2009年GDP增速跟前两年的增长率链接，将呈现L型增长。

　　增长动力衰退与“中等收入陷阱”

　　从1978年开始，我国实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制度改革，在原有的技术和资源背景下，就造成了财富增长的飞跃——这个可以抽象地概括为“斯密增长”：增长的动力源自分工和效率的提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建立健全，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成熟技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投入能源原材料等手段，保持了10%左右的GDP增长率——这阶段的增长叫做“库兹涅兹增长”：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人口、资源等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结构从农业生产为主的导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改变。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据统计，2002-2007年，我国GDP实际增长67%，能源消耗总量增长75%，这种高能耗的增长动力无法持续。从人口红利来看，中国经济活动人口比在2005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年就已经出现；老年人口抚养比今年达到一个历史性低点，未来将显著提升。为了保持粮食安全，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带来GDP增长的所谓“土地红利”释放速度也将显著放缓。

　　恰好在这一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以上，历史证明这个阶段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即“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亚洲的马来西亚，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内需增长缓慢、城市化进程出现大量的贫民窟、金融风险造成国家财富损失、一般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升级过程中出现不可跨越的障碍等原因，至今仍然挣扎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上。

　　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和韩国则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成功进入了高等发达国家的行列。韩国的突破方向是制造业产业升级、娱乐服务业崛起。新加坡服务业起的作用比较大。

　　转变增长模式释放经济活力

　　面临着内忧外患，以及长期增长动力衰减的挑战，在执行反周期政策的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力度：重视释放经济活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当务之急是破除对“凯恩斯主义思想”和西方“货币主义思想”的崇拜，认真回顾一下马克思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理论、供给学派理论，并借鉴美国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时期的经济调控思想，适当把政策的着力点转向供给方面。

　　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主义政策实际上是造成90年代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的基础。为了释放经济活力，里根政府采纳“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大幅度减税；放松对航空、电信、电力、运输等行业的管制，取消市场准入的禁令，打破了以前的行政垄断。里根时代的政策不仅从制度上释放了经济活力，而且奠定了美元的全球化扩张模式。

　　对于中国而言，应该尽快降低个人所得税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增长；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进一步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允许劳动用工制度更具弹性和灵活性，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压力；深化市场机制改革，减少垄断、放松管制，释放经济活力。

　　从长期来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治稳定、金融稳定，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已经显著高于国外跨国公司，并且中国的制造业升级速度正在加快。与上世纪70年代不同的背景是，中国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突破的前夜跨入人均GDP3000美元的敏感阶段，产业转型的空间十分广阔。同时，从45%左右的城市化率来看，我国的人口集中还没有完成，社会服务业发展空间也十分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