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下午，文津国际酒店四层宴会厅，经济学家们正就中国后30年的改革使命进行激烈辩论。

　　回顾1978年发起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走过30年。2008年，当我们正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与教训时，我们忽然发现，增长拐点、通货膨胀、次贷危机等字眼开始频繁出现，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艰难挑战，中国的改革该怎么进行？

　　对此，参加由搜狐财经、搜狐新闻、搜狐博客联合举办的“搜狐2008经济学家博客年会——与不确定时代共存”论坛的各位专家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 
 

　　重化工业仍占据重要位置？

　　过去的三十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然而，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开始显出疲态，中国的产业结构迫切需要改变。

　　如何改变？在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看来，中国要建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型的行业，重化工业要具有竞争力。”

　　王小广认为，所谓的竞争一定是产业的竞争。绝对不是房地产能够创造竞争力，竞争力只是制造业。但是服务业的竞争力，现代型服务业现在还有些早。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建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对此，清华经济系教授系主任白重恩观点有些不同。白重恩认为，未来30年，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将会比过去30年更加重要。而随着我们在国际上经济地位的增加，我们对世界的影响、我们所生存环境空间的影响也将会增大。

　　“有很多的变化是我们考虑未来三十年应该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的。如果我们未来三十年还是搞重化工，我们跟环境之间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如果都像美国人那样，一家一辆汽车，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又将是什么样？”白重恩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要不要创造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

　　中国这30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人认为是中国采取符合自己国情的政策措施，有人认为是中国学习了很多国外的经验。不管是得益于哪点，总之中国经济是获得了飞速发展。那么，面对下一个30年，我们该怎么选择呢？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给出了一个答案：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中国人的模式，我们没有可学习的榜样。

　　在李玲看来，未来我们三十年应该根据中国的文化、历史和优势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模式。“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遇，就是信息化，信息化的发展给创造中国模式提供了最好的技术手段。巨大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加上技术，我们有机会创造出最好的中国模式，未来能够引领人类发展的潮流。”

　　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夏业良不是很赞同这种观点。“你爬珠穆朗玛峰，有六个队已经登上去了，你是第七个队，你是跟着大家登上去，还是另辟蹊径？我们改革实验的成本都是老百姓来承担的。”

　　夏业良认为，虽然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但是都有相应完美的制度，中国完全可以借鉴学习。“如果大家不承认美国是最优秀，那么瑞士、挪威也是可以借鉴的。我一再强调破除国情论、特色论和渐进论。”

　　对此，李玲给予了反驳：“如果一个国家的建设都像爬珠穆朗玛峰那样简单，我们现在就不用坐在这里讨论了。所谓中国模式是要在别人的基础上找到适合我们自己发展的。”李玲认为，因为中国是大一统的文化，所以我们有规模优势。

　　同样，华生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别人的东西再好，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适不适应？“我们要想在中国成功，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创新。”华生说。

　　向左还是向右？

　　毫无疑问，中国这30年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未来30年，我们究竟是针对过去30年的教训做一些改良改善呢，还是推倒过去，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来发展？对此，经济学家们也有不同的看法。

　　“只要社会在前进、经济在发展，过去30年这种正常的改良、政策上出一点新招不叫改革，改革应该是根本层面上的。”夏业良表示。

　　他认为，中国今后三十年最重要的已经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穷途末路了。”

　　但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并不这样认为。他指出，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以发展来评价的，“像家庭土地承包，看起来很妥协的东西，实际带来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它的伟大不在于制度变革起始的时候有多激进、有多彻底，而在于它能否引起连续性的制度变革。”

　　华生的观点是，尽管过去的这些年，中国的改革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就是这个不怎么令人满意、不怎么激进、不怎么保守的路线，就已经创造出了令世界刮目的奇迹，“所以，未来，就看我们能不能保持这个奇迹。”

　　“如果中国的经济政策向左转，指的是倒退，回到计划经济和政府包办一切，我坚决反对向左转；如果向右转，指的是全盘照搬西方模式，是休克疗法改革，那么，我坚决反对向右转。中国需要什么？我坚持两论，国情论和渐进论。”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说。

　　共识：转变政府职能

　　尽管在未来的方向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在有一点，大家的观点很一致，那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

　　“今后的改革，如果是前进的话，我们认为是放开。进步的意义在于制度的进步。”夏业良说。

　　同样，白重恩也表示，随着经济的转变，我们不满足于复制，要自主创新的时候，政府一定要让市场来决定到底什么样的技术我们应该采用。

　　“政府在经济建设是不是还要做那么多的事，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否政府应该在经济建设上少做一点，让市场多做一点，政府可以在提供服务上多做一点。政府职能的改变是改变我们经济结构的很重要的方面。” 白重恩强调。

　　对此，王小鲁非常赞同，他指出，从更长远来看，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通过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更长远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来解决现在面临的公共管理方面、公共服务方面收入转移支付方面等问题和缺失。“根本的问题是要扩大社会对政府的监督，扩大民主管理，通过政府工作的透明化、制度化和公众的监督来解决政府职能转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