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现任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的沈国放，他曾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等要职。

　　三年前，他由一线高级外交官转任现职，引起外界众说纷纭，至今未有停歇。“有报道说您涉及间谍案？”记者笑着试探。

　　“谣言多了， 什么间谍了、抓起来了、判死刑了，什么离过三次婚了”，沈国放丝毫没有回避，“我一次婚都没离过，一直是一个老婆”，言毕，他和记者都哈哈大笑。

　　说起当初的工作调动，沈国放坦言，作为政府官员，当然要听从组织上的调配。至于个中原因，他浅笑着不作回答，只表示自己不清楚。

　　一九九四年初至一九九七年底，沈国放担任外交部发言人，他的开放、简练和幽默，至今仍令曾采访过他的记者们印象深刻。

　　沈作为发言人的首次亮相是在一九九四年二月，“第一次确实比较紧张”，沈国放说。虽然之前多次随钱其琛等领导人出访，见过很多大场面，“但等到你自己来面对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记者提问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

　　沈国放回忆说，当时还没有专门的发布厅，记者会在国际俱乐部举行。当四十分钟的记者会结束以后，坐在回外交部车上的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回答过哪些问题

　　在沈国放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司长期间，外交部例行发布会有了重要改变，一直沿用至今，包括发言人由坐着改为站着回答；交互传译改为同声传译；每周一次改为每周两次；为外国记者增加了吹风工作。

　　沈国放说，交传改为同传可以节省时间，但对发言人的要求大大提高；至于由坐着改为站着回答提问，他简单解释说，自己比较喜欢站着回答问题，“这也更符合国际惯例，站着回答能够更好地与记者交流，更自然一些”。

　　作为外交部发言人，需要经常代表国家对一些重大问题表态。一九九六年，台湾的李登辉宣扬“两国论”，中国大陆在东南沿海举行军事演习。有美国记者询问：中方的强硬态度会否影响中美关系？对此，沈国放正色道：“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而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重要性要远远超过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时隔十多年，沈国放说，自己并没有回避问题，但也没以现成的外交辞令来应付，“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事后，有国外媒体形容沈“一针见血、干净利落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作为一名政府发言人，必须要懂得什么时候可以讲得长点、透点，什么时候只需一两句话，什么时候一针见血，什么时候要稍微回避一下”，沈国放认为现在外交部发言人应对得更好了，青出于蓝胜于蓝。

　　与之前忙于一线外交不同，现在沈国放可以有时间静下心来看书，做些研究，多跟国际国内学者交流，进一步拓宽思路。“沉下心来多看书，多思考是我多年追求的一种工作方式，这也正是以前在一线时缺少的东西”，沈国放说，“如今我更多的是以一种学者的姿态、方式和逻辑去研究国际问题和形势”。

　　回忆起三十年前刚进入外交部工作时的情景，沈国放说，当时外交工作中传统做法与观念比较多，意识形态气氛很浓，外交领域和思路都比较窄。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外交和整个国家一样，发生了巨变。

　　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中国外交日益活跃；处理国际问题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以人为本，领事保护得到了加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大大深化，国内国际互动日益增强；国际关系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重要；经济、文化外交的力度加大了，作用上升了。

　　沈国放说，当前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趋势还在向纵深发展，中国综合国力还在上升，中国外交的潜力巨大。他认为，中国应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热点难点问题上应更注重预防性外交；更深入地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发挥中国独特而建设性作用。沈国放说，中国外交理论的系统研究要大大加强，迄今这还是空白。

　　作为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总编辑，沈国放除负责常规性的杂志、图书出版发行等事务外，还在积极打造世界知识论坛、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世知国际商务有限公司。对于出版业务，沈国放说，“这对我是一个很大挑战”。担任这项工作几年来，也有一些思考，但总体而言，沈国放认为，世界知识出版社要着力提高的是市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