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央行宣布，自2007年1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央行破天荒地在2007年年初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宣告拉开今年宏观调控与经济稳健增长的序幕。

堵上闸门，资金水喉还在源源供水，巨额贸易顺差与银行体系储蓄率过高、流动性过剩未得到缓解，反而因为注资、上市等呈现出加剧之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也看不到有缓解的可能性。原因很简单，目前的社会资源的集聚模式以及财富的增长与分配方式，都在支撑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

中国GDP增长率保持连续多年的世界第一，我们在欢呼之余，应该看看GDP构成是否均衡，以及在关键的数据上是否存在危险。GDP由居民消费、商业性投资、政府支出、出口减去进口构成，近两年我国政府支出居高不下，最终消费与居民消费率的比重则直线下降。据央行副行长苏宁去年11月23日提供的数据，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与以消费内需拉动经济的初衷相反，我国的经济日益走向依赖出口、依赖投资之路，出口产品质量价格与投资效率高低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我国出口贸易顺差连年激增，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其中有泡沫成分，在我国出口货物中很大一部分尤其是高科技部分需要进口原料、支付知识产权费用，而通过出口，我们只能得到外贸总利润中的5%。2006年我国GDP总量达20万亿，过去五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贡献包括拉动世界资源价格总体上涨，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上涨，而出口产品价格相比而言却在下跌，这其中还不包括中国的资源与社会环境的损耗。如果撇去表面泡沫，中国GDP会下降多少？

另一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数据是投资效率。关于在中国投资企业的回报率高低，去年世行与一些经济学家有一场笔墨官司，但由于前提不充分，无疾而终。有一点是肯定的，审计署的“财政资金投资效益不高问题非常突出”的审计结果绝不是空穴来风。2004年审计风暴的结果是：四分之一的项目未按期建成投产；将近四成的已建成项目运营效果差；部分工程质量存在重大隐患；挤占挪用建设资金及损失浪费问题严重，等等。可以肯定，政府行政部门主导的投资效率不高。那么，国企投资效率如何？不得而知。

问题不在于储蓄率是不是太高，而是这些储蓄是不是转化成了有效的生产性投资；不在于中国经济是否出口过多，而在于世界贸易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是否与付出等值。

因为中国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性基础不健全，政府直接封堵信贷，收获的不是稳健的经济，而是另一处资本泡沫。如在政府抑制投资过热之后，部分银行储蓄转战资本市场，使中国股市出现井喷奇观，在世界银行十强席位中占据三席。与其说这证明了抑制政策的成功，不如说证明了泡沫具有流动性。这让本来就投资率奇高的大型上市公司拿到了更为廉价的资源，有能力进一步扩大投资。政府近日对基金制订新规抑制发行，上交所调整指数计算规则，意在抑制资本泡沫，是对前此极端放任与无限乐观的纠偏。经济腾飞伊始就走资本投机之路，曾多次被我国的资本市场证明是场灾难。

下调准备金率可收一时之效，但我们似乎找不到退而结网的时间。于是，我国经济一次次面临同样的课题，过剩的资金向哪儿去？这些资金如何配置到效益高的企业与行业，为社会创造总体经济价值？很可惜，政府的热心某种程度上正在并将继续扭曲投资效率的评价体系。(叶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