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政策 推改革 降能耗 调结构 重民生 促和谐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

　　明年仍将严控固定资产投资

　　国家和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之鑫在发言中表示，投资和信贷回落的基础仍不稳固，投资很有可能出现反弹，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对固定资产的调控，利用好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以及市场准入标准这个“门槛”。他还预测，今年GDP增速将不会超过10.5%。

　　朱之鑫认为，明年的世界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但增长的速度会略有回落；同时，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也比较多。比如，国际石油价格目前虽然有所回落，但仍然处于高位，今年的暖冬是否能带来油价的一些回落值得关注；当然也不排除波动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上扬的可能性。

　　对于我国经济面临的这些情况，朱之鑫说：“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国务院已经确定的宏观调控政策落到实处；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可概括为‘稳政策、推改革；降能耗、调结构；重民生、促和谐’。”

　　朱之鑫进一步解释说，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把发展农业生产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要进一步的加快农业的战略性调整，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第二，要加强对固定资产的宏观调控。在利用好土地和信贷两个“闸门”、市场准入一个“门槛”的同时，还要“有保有压”，继续加强国民经济的一些薄弱环节，包括科技、教育、文化方面的投入，以及引导社会资金进行节能环保设施的建设。第三，要把抓好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建立和健全促进资源节约的法律法规体系，倡导建设和谐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建立节约型社会。此外，还要加强结构调整；要以改革推动建设；要更加注重解决与群众关系最直接的一些现实问题。（记者 费杨生 尚晓阳）

　　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

　　可将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基准利率

　　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明年将继续实行稳健的、或者说谨慎的财政政策，将会适当减少赤字，但也不会减得过多，因为教育、卫生、农村方面比较薄弱，仍须加大投入。他还指出，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有待改善，其中包括，可将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市场基准利率。

　　“随着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面临一些新的发展和改革任务，比如改善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实际上发展比较缓慢但十分需要的一些市场要素方面，我们应该“补课”，这方面任务工作量仍然是很大的。”楼继伟说。

　　具体来说，首先是实现利率的浮动和自由化，这样才能对风险进行定价；第二，必须要有市场定价的债券；第三，建立不同于现在集合交易模式的市场机构；第四是转变监管哲学，不再是审批和价格控制，而是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加强自律性；五是加强央行和财政部门的配合，提供适宜的流动性，流动性过剩则会造成金融产品的扭曲。此外，还要注意建立市场的顺序，比如首先要建立市场基准利率。

　　“应当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市场基准利率。”楼继伟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国债是无税的，也是没有发行主体风险的，因此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寻找其它产品的风险定价。形成这个基准利率需要几个条件：一是要有足够数量和稳定的品种，比如国债在金融产品中占到10%的比例，这样才能反映整个市场的走势；二是要有充足的交易和流动性；三是央行要把它作为货币政策操作工具进行操作，目前央行主要操作工具是票据，都是短期的，缺乏长期工具。

　　而目前看来，国债的发行数量还不够充足，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是分割的，流动性也不强，所以很难形成国债收益率曲线。而从逻辑上看，先有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国债期货，不然就是赌。因此，如果国债收益率曲线还未完成，就贸然推国债期货，是很危险的。

　　楼继伟指出，我国固定收益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还非常低，有待提高。在国际上，固定收益产品市场的融资规模是股票市场的十倍以上。固定收益市场之所以重要，首先是满足融资的需要，特别是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需要；二是满足规避风险的需要，比如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和远期人民币市场管理汇率风险。（记者 尚晓阳 费杨生）

　　商务部部长助理傅自应：

　　考虑与印度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商务部部长助理傅自应透露，继在中印边境新开通贸易口岸后，我国政府正在考虑与印度谈判自由贸易协定（FTA）。

　　他还表示，从贸易平衡的状况来看，前三季度我国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1098亿美元，预计全年可能要超过1400亿美元以上。我国将坚定不移地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并继续利用外贸政策调节出口产品结构。具体就是要继续利用出口退税、出口关税、加工贸易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支持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限制能源和资源消耗量大、环境污染严重产品的出口。

　　傅自应说，我国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积极推动“10+1”、“10+3”的机制，加快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海湾合作委员会、巴基斯坦等国家或地区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傅自应表示，我国政府现在提出来要实施“互利共赢”的战略，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仅要促进自身的发展，还要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发展机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上宣布，未来我国要在非洲建设3－5家经济合作区。

　　他认为，我国当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一方面，随着国际产业的转移大量的贸易顺差也一并转入中国；另一方面，国际产业转移也导致国际投资持续流向中国。同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进出口保持顺差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此外，对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也是资本项目顺差的重要原因。因此，这一问题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记者 高建锋）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助理宁吉喆：

　　节能环保蕴涵重大商机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助理宁吉喆指出，当前，必须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国策来实施，更为重要的是，在治理环境、保护资源的背后存在重大商机，企业有可能把坏的产业变成盈利的产业，为国家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

　　同时，宁吉喆认为，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过程中，不能只看到投入，还要看背后的商机，我们的任务就是怎么把商机转化成产业，把坏的产业变成盈利的产业，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首先是节能产业，如节能电器、节能建筑、节能省地型建筑、节油环保型汽车等；其次是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核能、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等，都有很大的发展前途；第三，海水淡化等和与水有关的产业也越来越有发展前景。（实习记者 王锦）

　　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司长许勤：

　　形成更多千亿元级新兴产业

　　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司长许勤表示，今后高新技术产业应加快向自主创新的发展模式转变，同时要一如既往地注重与国际的合作。

　　许勤介绍说，“十五”期间我国高技术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的先导产业，高新产业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得到了提升，并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在软件、生物等领域掌握了一批高技术和标准。

　　据许勤介绍，今年以来，高技术制造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前三个季度产业增加值达到了6826亿元，同比增长了21%，占GDP的比重由去年的4.3%提高到了4.8%。产品出口在前三季度增长了30.6%，预计全年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超过9000亿元，出口将达到2600亿美元。

　　但同时，高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大而不强的问题十分突出，自主知识产权和关键技术掌握得不多，增长的质量、盈利能力偏低。许勤认为，加强自主创新将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基点，要立足于原始创新、继承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着力提高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发展的核心能力。

　　对于如何提高高新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许勤指出主要有三方面的政策取向。

　　首先是继续加大自主创新和高技术投入。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对自主创新和高技术的支持力度，推进其产业化，加强重大装备研制和重大产业技术研发，研究设立国家创业投资基金，进一步完善创业投资体系。

　　其次，要确定软件、生物、医药、新一代网络等七大高技术工程，并且组织实施高技术产业专项，大力培育新兴产业；要积极推进“十一五”规划确定的重大装备的国产化，提升继承创新能力；要在生物软件、微电子、信息产业、光电子、航空等领域继续建设一批高技术产业基地。

　　再次，要制订和完善一系列高技术产业政策，抓紧研究出台数字电视、集成电路、软件等政策，加大培育和支持的力度，形成更多的千亿元以上的新兴产业。（记者 查明）

　　发改委综合司司长石刚：

　　社会保障：未来重点在农村

　　发改委综合司司长石刚在回答提问时指出，加强我国社会保障建设，下一步的重点在农村。

　　他认为，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目前我们主要是在城镇实行，包括低保，城镇低保人数比较稳定，农村虽然也实行了，但也只是在部分地区，仅覆盖到700-800万农村居民。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到要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将10亿人口纳入保障系统，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这就要求将农村居民逐渐纳入社会保障。

　　他表示，农村合作医疗社制度，目前有将近4亿人口参加，去年中央政府给每个参加制度的人补助10块钱，今年翻了一倍，补助20块钱，各地方政府也在相应增加补助标准，总的方向是要减轻农民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负担，提供更好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

　　石刚认为，国家的农村政策正在朝着扩大消费的方向努力。考虑到农民消费能力比较弱，采取多予少取和放活的措施，如今年因柴油价格上涨，对农民购买农资实行补贴；二是完全减免农业税；三是保证农民合理收入；四是促进农民非农就业等。（实习记者 王锦）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吕政：

　　调整产业结构 增强创新能力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认为，当前我国工业发展主要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和产能相对过剩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吕政指出，近两年，我国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呈上升趋势。能源价格同2001年相比上升了一倍以上，土地价格、交通运输、水、劳动力等价格都在不断上升。可以说，宏观经济的发展和运行，以及企业微观条件和环境均在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基本要素成本的上升。

　　吕政认为，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产能相对过剩。生产能力过剩的主要问题不在总量，而在结构。而结构不合理之处在于，真正的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先进的大企业，生产能力比重过低；而大量小规模的、落后的、污染严重的小企业却有较大的产量。

　　吕政表示，要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调整的重点在于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高的部门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过去五年以来，我国轻、重工业增加值比例失调，上游的日子好过，下游的日子难过。截至今年9月份，这种格局仍然没有明显变化。应当重视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改变“大企业、小生产”的状态，推进加工制造业领域的专业化分工，拉长产业链。调整结构还需要积极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比如现代物流体系、市场信息收集、中介咨询、法律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实习记者 王锦）

　　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云毅：

　　投资总量不应作为调控直接目标

　　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云毅表示，高投资是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常态，其存在有其合理性，因此，在调控中不应以投资总量作为政策目标。

　　罗云毅认为，什么样的投资水平叫作适度，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答案。无论是跟计划数比、跟预测数比、跟国际水平比、跟历史经验数据比、跟GDP增长速度比，还是从是否产生瓶颈部门、是否引起通货膨胀、投资效益是否可观以及生态环境是否受到破坏等角度考虑，都难以得到关于适度投资率的答案。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投资率比较高，投资增长速度比较快，这种现象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一种常态。从长期来看，主要是由我国比较高的储蓄率和比较低的消费率决定的。从短期来看，产出的高速增长为投资高速增长从需求和供给方面都创造了基本条件。

　　正是由于高投资率有其合理的内在原因，罗云毅认为，对投资总量的判断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总体上投资是健康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可能存在的个别问题也就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对于如何对投资进行有效调控，罗云毅建议：首先，由于适度的投资率本身缺乏客观标准，因此在宏观调控中不应以投资总量指标作为直接目标；其次，应正确处理好投资与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和最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等政策措施的关系，不能将调控投资与这些政策过度联系起来。（记者 曹腾）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

　　《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修改完毕 产业基金管理办法基本成形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透露，《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已修改完毕，有关产业基金管理办法也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稿子”，目前都处于和国务院法制办进行沟通过程中。

　　徐林是在回答有关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办法制订问题的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的。徐林指出，从概念上来看，我国目前的产业投资基金，实际上就是私募股权基